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及其结果效应：基于内部动因视角的分析
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及其结果效应 —基于内部动因视角的分析 □刘天元贾煜 摘要：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是契合数字社会发展的产物，但现有研究对其关注较少，对数字囤积形成的机理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尚不清楚。通过质性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表现为囤积渠道多元但社交媒体占据主流，囤积内容丰富且杂乱，囤积主体既是资源占有者又是分享者，囤积者对数字物存在情感依恋，将其视作自我的延伸。兴趣习惯、自我驱动、错失焦虑和强迫型人格特质是青年群体进行数字囤积的关键内部动因。数字囤积行为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存在两面性，部分青年通过数字囤积构建起自身资源库，实现自我价值提升；另一部分青年在失度的数字囤积中陷入信息过载的窘境，出现自我损耗和心理压力等负面问题。青年群体应从数字物的“保存-管理-利用”维度提升自我，避免被过载的数字物“俘获”。 关键词：数字物；数字囤积；社交媒体；青年群体；错失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 哈贝马斯指出技术对人行为的影响，并不亚于自然（对人行为）的控制。随着不断加速创新的数字技术与个体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个体和组织的各类活动逐渐转移到云端，线上办公、线上教学、线上会议、线上购物等成为个体数字化生存的常态。工作、生活方式的日益数字化以及存储设备的便捷化，加速了数字囤积、云存储等新的资料储存方式的兴起和盛行，收藏视频、收藏帖子成为青年群体数字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我的收藏夹吃灰”“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等网络语言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数字囤积在青年群体中的流行。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各类存储设备的升级换代，数字存储空间 可能趋于无限，数字囤积在未来可能演变成一种生活常态。虽然数字囤积能够给个体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安全感，但倘若冗杂的数字物囤积到一定程度，将会给个体和组织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需要提防“信息囤积癖”［1］，有学者也表示数字囤积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2］。 实物囤积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有研究发现2.3%～6%的个体在工作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囤积行为［3］，常见的囤积物包括：衣服、报纸、食物、可回收的纸箱等。实物囤积与数字囤积紧密联系，但从学术研究史来看，数字囤积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学界对数字囤积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论，vanBennekom等将数字囤积定义为数字文件的积累达到对自身产生损耗的地步［4］；Vitale等则将其定义为个体积累了大量数据但却很少删除，即便这些数据被认为对他们没有什么价值［5］。从数字囤积的定义中可 以发现，数字囤积的行为主体是个人，即囤积行为的实施者；行为客体是数字物（比如，数码照片、流媒体视频、网站信息等），即被囤积的对象。通过在中国知网和WebofScience中分别以“数字囤积”“数据囤积”“digitalhoarding”“digitalpossess”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外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数字囤积行为的量表开发。Neave等设计了两套量表用以测量数字囤积行为，分别是数字囤积问卷和工作场所数字行为问卷，主要从删除困难和持续积累两个维度进行测量［6］。吴旭瑶等制定了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数字囤积行为量表，主要从积累、情感依恋和工作需要三个维度衡量［7］。二是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吴旭瑶等指出，依恋焦虑对数字囤积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8］；张征和贺伟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逻辑，从个体和情境两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前因，其中自我效能感、不确定性规避以及个体数据素养等是关键的动因［9］。王琳等发现情境因素、数据因素、个体特征、个体需求和认知共同形塑了社交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数据囤积行为［10］。三是数字囤积行为的负面效应研究，即数字囤积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个体在囤积数据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焦虑、压力等负性心理［11］［12］。 既有研究对理解和认识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是关于数字囤积的研究相对稀缺，有限的研究大多关注大学生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而忽视了其他青年群体。事实上，青年群体内部充满差异性，除了大学生群体之外，还有大量迈入社会的已就业青年，他们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二是已有研究多基于图书管理或者信息管理等学科视角，鲜少有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尤其忽视了青年群体强迫性思维对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三是国内已有文献较少探讨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结果效应，尤其忽视了失度的数字囤积行为可能对青年群体心理层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访谈资料，从整体上总结归纳青年群体 数字囤积行为的典型特征，基于内部动因视角分析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产生机理，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分析数字囤积行为对青年个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期全面了解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为干预和引导其不良囤积行为提供帮助和启示。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探索分析数字化生存情境下青年群体数字囤积的动机，以及这一行为给其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者可以倾听受访者的陈述并适时提问，从而获得受访者对数字囤积相关问题的真实想法与认知。为了确保访谈提纲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笔者和研究团队采用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对新浪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中网友关于数字囤积的看法和评估进行观察、摘录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访谈提纲。 本文通过线下招募的方式，募集了20位有数字囤积行为的受访者，进行了40～85分钟的深度访谈。在20位受访者中，有7位男性，13位女性，年龄范围为 19～34岁。所有受访者均活跃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留下了自身的数字痕迹，并囤积了大量的数字物。对20位受访者的访谈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被访者数字化生活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收藏夹中收藏了多少个帖子、视频、图片等数字物，大概的类型划分有哪些。二是收藏上述数字物的动机是什么，是否定期清理数字物？三是为什么不愿意丢弃收藏的但不用的数字物？四是囤积的数字物给自身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哪些影响？通过整理访谈资料发现，受访者在个体基本信息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关于数字囤积的动机阐述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本文依据罗伯特多案例研究的筛选标准，选取了既有相似性又有区分度的11个案例，以此为基础分析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部分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1部分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码 性别 年龄 职业/身份 最常用的社交媒体 囤积最多的数字物 H-F-1 女 25 研究生 微信、B站、小红书 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视频资料 H-F-2 女 28 自媒体从业者 微信、抖音、小红书、B站 照片、视频以及视频剪辑学习资料等 （续表） 编码 性别 年龄 职业/身份 最常用的社交媒体 囤积最多的数字物 H-F-3 女 22 大学生 微信、B站、小红书 美妆和穿搭类的帖子和视频 H-M-1 男 26 自由职业者 微信、B站、抖音 各个国家经典影片和影片解说，大众行为与心理相关的专业知识讲解视频 H-F-4 女 32 私企职员 微信、抖音 孩子从出生到2岁的所有照片和视频，与护肤知识相关的视频 H-F-5 女 29 事业单位职员 微信、小红书、抖音 美妆和美食类视频，与个人工作能力提升相关的帖子和视频 H-F-6 女 33 私企职员 B站、抖音、微信 美食健康、居家运动健身类视频 H-M-2 男 29 私企职员 微信、抖音、B站 每个阶段不一样，当前囤积最多的是购房相关的帖子和视频 H-M-3 男 31 私企技术岗 微信、B站 专业技能提升所需的资料 H-F-7 女 28 小学老师 微信、B站、小红书 与工作能力提升相关的视频，比如，如何与学生更好地沟通、课堂互动等 H-M-4 男 24 研究生 微信、B站 与专业学习、兴趣爱好相关的帖子和视频 三、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主要特征 青年群体倾向于将社交媒体作为搜索引擎，随时随地检索和存储与个人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资料。换言之，社交媒体的兴盛促进了青年群体数字内容获取率的提升。从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看，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呈现出鲜明特征。 一是从囤积的渠道来看，青年群体内部存在囤积渠道偏好差异，青年女性偏好从小红书、B站、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囤积各类数字物；青年男性的囤积渠道相对多元，除了微博、抖音、微信、知乎等较常用的社交媒体外，一些小众APP也是他们的囤积渠道，与青年女性相比，他们较少通过小红书囤积数字物。 B站、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好像变成了我的搜索引擎，传统的搜索工具广告太多了，有时候在检索页面中翻了好久都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但是现在从这些常用的社交媒体上检索就很方便，很快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且可信度更高。不管是截图保存还是收藏都很方便，比传统的浏览器好用太多。（H- F-3） 二是从囤积的内容来看，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囤积的数字物种类繁多，甚至杂乱，包括各类短信和微信等文本、邮件、网页、数码照片、视频、重要文档等。这些被囤积的数字物呈现出多源、海量、异 质、复杂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构成特征，且他们普遍存在过度囤积的问题。同时，囤积物的种类与囤积者的个体特征、职业、生命历程、兴趣习惯等因素息息相关，比如，囤积者的身份为大学生，多会囤积与学业相关的数字物；囤积者若为视频类博主，大多会囤积其他博主发布的高质量的视频等。另外，与实物囤积相比，青年群体数字物的囤积并不会造成其他群体可用资源的减少，这是因为大多数数字物可以创建，并非完全不可再生。 三是从囤积主体来看，大多数囤积者具有双重身份属性。囤积者既是囤积行为的主体，不断地从网络平台汲取各类数字资源，充实自身的“收藏夹”和数据库。同时，囤积者又是社交媒体上内容的创造者和分享者，他们持续地向平台公共资源池贡献数字物，或者向周边网络社区分享数字信息，从而形成了“囤积—分享—再囤积—再分享”的闭环系统。但是，通过访谈也发现，部分数字囤积者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他们频繁地从网络平台中汲取各类信息等资源，但却从未进行数字物的共享。 我自己收集到的一些买房子的信息和电子资料，还有一些自媒体人的探盘视频都会分享到家人群里，表弟表妹他们这一两年也需要买房，可以提前看看了解下。这些资料都是我筛选过的，还是比较有价值的。（H-M-2） 四是从囤积行为的特征来看，无论囤积数码照 片、信息文本还是语音视频等，囤积者对这些数字物表现出较强的情感依恋，在囤积者看来囤积的数字物具有特殊的意义，承载了他们生命历程中重要事件的记忆，是个体数字身份的一部分，也是“自我”的延伸［13］。对个体而言，囤积的数字物具有无法估量的情感价值，故而囤积者在清理和删除数字物方面面临困难，他们甚至可能表现出逃避行为，比如推迟做决定，以此作为避免清理数字物的一种方式。 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考研时收藏的各种各样的资料，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又苦又累但又特别的时光，每次翻看当时保存的资源都好像能看到那时努力奋斗的我，感谢那段时光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会一直保存着这些资料和记忆，直到我老去。（H-F-1） 四、内部动因视角下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发生机理 数字时代的迅速发展、数字存储技术的迭代升级、个体数字化记忆的兴起是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发生的重要外部动因［14］。除此之外，内部动因是促使个体某个行为或行动发生的自然力量。换言之，在没有任何外界奖赏和干预的情况下，内部动因可以激发个体行为，是推动个体行动的真正动力，其中兴趣习惯是反映个体内部动因的重要指标。内部动因为理解和分析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的发生机理提供了一个合理视角，即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来源于个体内部而非完全依赖于外部力量的驱动。兴趣习惯、自我驱动、错失焦虑和强迫型人格四个因素共同形塑了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 1.兴趣习惯 个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深受文化背景和兴趣习惯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情境中，个体的居安思危意识较为强烈，这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