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韩国并购市场具有危机重组、集团战略调整和技术产业驱动特征;新加坡并购市场继续发挥区域交易与融资枢纽作用。KFTC于2025年审查完成590件经营者集中,金额约358万亿韩元;新加坡2025年涉及已宣布并购金额为704亿美元,同比下降9.1%。制度方面,韩国的经营者集中、资本市场及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持续完善;新加坡自2024年实施《重大投资审查法》,并于2025年启用交通关键企业控制权制度,已形成竞争、要约、行业与国家安全多层审查。案例复核纠正了SK海力士和三星Bioepis的时间线,并区分控制权收购、合资股权调整、公司分拆与主权基金投资。案例启示由“做大规模”转向交易治理、长期投入和整合质量。中国已在2024年提高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发布“并购六条”,并于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则。下一步重点在于监管协同、董事会责任、估值披露、跨境审查可预期性和交易后监督。总体而言,韩国经验强调产业重组与竞争、股东及安全约束并行;新加坡经验强调开放市场中的透明规则与关键投资兜底。中国应吸收两者的制度能力,而非简单复制某一模式。
关键数据:韩国2025年审查完成590件经营者集中案件,金额约358万亿韩元;新加坡2025年涉及已宣布并购金额为704亿美元,同比下降9.1%。LSEG口径下,2025年涉及新加坡的已宣布并购金额为704亿美元,同比下降9.1%,交易数量同比下降22.1%至十年低位。
研究结论:韩国并购市场经历了“制度起步—危机重组—主动扩张—结构调整”的演变;新加坡并购市场演变体现出与其开放型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定位高度契合的发展逻辑。韩国并购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半导体和金融业,体现产业安全与集中整合;新加坡则以金融和地产为传统主导,新兴产业(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比重快速上升。韩国实行强制申报并持续强化技术、数据和国家安全审查;新加坡竞争法采取自愿申报,但SIC、行业审批和SIRA共同形成多层约束;中国则由经营者集中、证券监管、国资及安全审查等制度分工运行。典型案例表明,并购已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和国际化布局的关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