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数字生态再探索
数字生态的演进本质上是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集成显现，是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找到场景持续应用与渗透。数字生态视角为我们深入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机器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属性也愈发显著。人类与机器正在进入一个互动互生、共同演进的新阶段，这不仅凸显了人类本身所具有的生态性特征，更使得人机关系的生态特性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与鲜明。数字连接在强化人际互动与相互影响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人类社会系统总体的脆弱性；技术加速虽带来诸多福祉，却对制度体系的适配能力与更新效率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典型开放系统的数字平台已成为时下流行的组织形式，不仅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实践，更成为重塑国际政治格局的关键力量；智能机器作为社会行动者参与人类生产与生活，致使人机边界持续消融。这些变革凸显了数字社会的深层生态特征，注重多元、互联互动互倚、开放与动态的生态视角对数字时代的社会愈发重要。面对人机互生社会的新图景，亟需引入生态视角解析“人机共同体”的协同演化逻辑与治理路径。
数字生态理论框架与指数测算
本报告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和数字规制四个一级指标的数字生态理论框架，分别反映数字发展的投入、转化、产出各个环节以及依托的制度环境。数字基础下设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与政策环境三个二级指标；数字能力下设数字人才、技术创新和数字安全三个二级指标；数字应用下设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三个二级指标；数字规制下设数字商务、数据流通、数据保障和人工智能四个二级指标。
中国数字生态指数与地方格局
中国数字生态指数结果表明，省级地区的四个梯队发展格局保持稳定，但城市排名变化显著。山东首次晋升为全面领先型省区；四川、安徽等赶超壮大型省区在数字基础和应用方面表现良好。城市层面呈现剧烈洗牌：成都首次跻身第一梯队并实现三维均衡发展；杭州数字基础跃居全国首位，济南位列第二；重庆数字应用飙升至全国第二。从六大城市群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和成渝在第一梯队城市引领下形成区域内部自循环的数字生态高地；而山东半岛和中三角城市群正在加速构建区域性生态。黄河流域形成梯度发展新格局：九大省区中山东、四川数字生态全面发展，河南、陕西、山西稳步进阶，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缓慢增长。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数字生态多样发展，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以济南和青岛双城驱动，中原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分别以郑州、西安“单核引领”，晋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城市群蓄势待发，兰西城市群有待突破。提升数字能力仍是城市数字生态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测算范围共覆盖全球 159 个国家。结果显示，中国与美国仍延续着“双极”格局，但中国首次在总指数上超越美国，跃居全球首位。两国在关键维度上各具优势：中国凭借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基础方面领先，美国则依托高质量的科研人才在数字能力方面保持竞争力；在数字应用层面，中国强于产业数字化与政务数字化，美国则在健康与教育领域表现突出。数字规制体系在今年迎来进一步完善，新增了人工智能治理指标。当前，各国在数据本地化要求上呈现分化趋势，人工智能立法整体进展仍显滞后。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数字生态以绝对优势处于领先地位。从发展动能来看，传统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通过加强数字能力实现显著提升，而伊朗、尼日利亚等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地缘辐射效应尤为明显，对周边国家数字生态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带动效应。
数字生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数字生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互融合，协同演进，呈现出双向赋能的动态关系。数字生态为低空经济提供核心基础支撑，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与空间计算等技术重构低空经济的运行范式，推动无人机物流、空中交通管理等低空经济服务场景实现精确实时感知、协同运行管控与智能调度决策，显著提升低空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低空经济的高度场景化应用，为数字生态提供了价值验证场景和创新驱动力。低空经济为数字生态开辟三维立体化应用场景，其催生出的城市低空物流、无人机植保、低空旅游等新业态和新需求，倒逼低延时通信网络、北斗高精定位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推动低空数据平台与标准的构建。
总结与展望
数字生态理论和指数工具将持续对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理论视角和决策工具。数字生态发展符合生态学基本规律，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要依托全省发展情况，一个省区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群的辐射与带动，国家的整体发展更与全球头部国家竞争以及周边国家合作密不可分。在中国与美国成为国际数字生态两极的格局下，能否扩大国际辐射圈是决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国家间数字生态的合作与竞争，取决于各国选择的道路是否相通。目前各国在数字规制上的差异巨大，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数字生态发展脉搏，瞄准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位，采取符合更大数字生态圈发展方向和需求的道路，是各国和各级政府以及各个领域企业制定战略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