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G20 国家宣布的财政支持总额已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实际支持金额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三倍,是二战后马歇尔计划规模的30倍。这些大规模政策干预显著缓解了个人面临的经济风险,逆转了过去20年来社会契约中政府支出减少的趋势。
在22个先进国家中,2020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增加了20%,加拿大更是高达39%(见图1)。美国和英国等此前通常较少支出的社会契约国家,在疫情期间大幅增加了开支,而丹麦等高支出国家则增幅较小。欧盟各国政府预计将在2020年额外花费每人2343美元,美国则为6572美元。
除了公共部门支出外,私营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员工。尽管收入下降,公司未能迅速削减成本,导致美国和欧盟的公司利润在2020年上半年减少了约1万亿美元。一些公司还积极投资于员工福利,如发放一次性奖金给弱势员工或提高福利待遇。
总体来看,这种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双重保护措施在短期内有效保护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就业率,即使在第二季度GDP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据估计,美国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因刺激计划而有所增加。
从长期视角来看,疫情期间实施的支持措施使美国中位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与过去20年相当的水平,扣除基本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后。欧洲的数据尚不完全可用,但就业下降幅度明显小于GDP的下降幅度,这表明政府和企业共同保障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
社会契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等多个方面,以及价值观、正义和其他社会安排。研究中我们更关注其经济层面,特别是作为工人、消费者和储蓄者的三个关键角色。此次疫情对社会契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疫情结束后,这些干预措施是否能成为永久性的社会契约组成部分仍是未知数。
尽管疫情期间的社会契约显著增强,但其能否长期维持仍不确定。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社会契约是否会回到之前的状态,抑或部分干预措施会成为新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仍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