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自习室中青年的陪伴行动与空间权力实践

典型研究 DianXingYanJiu 网络自习室中青年 的陪伴行动与空间权力实践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曹晔阳 摘要：在社会竞争加剧和现实时空压缩的背景下，青年基于数字媒介开展陪伴学习行动，旨在缓解孤独和焦虑，通过联结空间中新的陪伴和监督机制提升行动效果。文章以D平台“陪伴学习”直播为例进行了14个月的网络民族志，发现青年在自习室中利用“全景敞视”和“独景窥视”两种模式开展了创新性的空间权力实践。“全景敞视”下，青年通过部署非人行动者来装潢行动空间、传达学习行动志向，实现“睹物思人”和“托物言志”，建构了多元的、流动的、参与式的空间权力关系网络。在“独景窥视”下，青年通过对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实践方式进行盗猎式的挪用，将权力关系建立在了行动逻辑、行动规则以及契约精神上，提升学习效率，其基于数字媒介的缓冲带也可以良好地应对空间中出现的越轨现象。 关键词：网络自习室；陪伴学习；青年；行动者网络理论；空间权力实践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由海外平台“StudywithMe”“StudyAccount”发展而来的“陪伴学习”，展现了青年与数字媒介紧密联结的媒介生存行动。其中，青年秉持着共同的行动理念，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笔记、任务清单等学习成果材料来监督自我、激励他人，推动学习进展。在网络慢直播盛行的当下，实时的陪伴学习直播更是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行动方式：主播们将摄像头对准自己和桌面，邀请观众即时监督其学习状态；一些主播 还通过在线会议软件将众多青年聚集一堂，他们除了观看别人学习，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亲自加入网络自习室—无论是备考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写论文的博士，还是在家带娃的青年母亲、身处异乡的留学生等，都可以一同在场，按照自我设定的规则相互监督。 陪伴学习行动为我们呈现了诸多可供观察的行动空间，它反映出青年与数字媒介共谋应对困境的过程。随着社会竞争加剧，我国青年对提升学习效率的渴望日益迫切，但身边可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却被不断压缩—许多青年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挤出时间 来备战考研或考公；想去图书馆、自习室等公共场所学习，却发现人满为患；想要在家抓紧时间安静学习，又因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氛围而难以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时空的压缩不仅提升了压力，也让这些漂泊奋斗的青年变得越发孤独和焦虑。于是青年开始利用数字媒介的共时和共在能力，建构一个不易受到挤压、方便即时进入的学习时空，用于提升专注力，找寻归属感与情感支持。这对于如今孤独、忙碌却又进取的青年而言无疑是可贵的生存策略。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该行动并做出了解释。从行为主体视角看，陪伴学习是青年从在校被动学习转向了积极自主学习［1］，是一种“在一起独处”，实现了一种独立与连接、陌生与熟悉、疏离与亲密之间的动态平衡，映射了个人成长、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诉求［2］；而从社会结构视角看，陪伴学习被视为青年群体在监督、陪伴的动机支持下主动的自我规训［3］，是安置现代性焦虑的策略性行动，是Z世代大学生在被“围困”的生活中实现理想与找寻生活意义的可能出路［4］……现有研究都触及了陪伴学习的动机与特征，却并未重视青年与数字媒介之间的关系，而是偏向对青年行为进行解释；此外，少有研究将青年行动与网络自习室的空间权力联系起来看待，整体上也缺乏有机的、动态的、有青年特色的理论阐释。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强调“平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以下简称“ANT”）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论。ANT将社会视为异质实体的联结组成，力求推动人类与非人类（non-humans）在地位上的对称和平等［5］。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是21世纪ANT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社会是关系性而不是结构性的，行动和权力寓于行动者之间的联结中。行动者是所有在行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存在，包括人和非人，都具有能动性，可以改变、转译、扭曲、修改相关的意义和权力。拉图尔认为，所有的行动者都是转义者，而不是缺乏能动性、忠实的中介者。无论转义者看上去多么简单，它都可能变得复杂，让行动前往多个不同的方向，就像剧情有了不同的路线一样［6］。非人行动者的引入能够为青年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使其关注“青年-媒介”的共同行动。并且由于ANT将对互动和权力的考察都寓于关系之中，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其框架下适当吸纳一些互动和权力理论，发掘网络自习室中相比“主动展示”“在一起独处”等更深层的行动驱动力。 本文基于陪伴学习现象探究以下问题：第一，青年采用何种策略与数字媒介相联结，在网络自习室中实现陪伴与监督？第二，网络自习室中的陪伴和监督是否会面临困境，青年以何种方式应对？第三，这种新型的联结空间促成了哪些权力实践，它们与现实时空的权力机制有何联系和区别？循着上述思路，本文设计了以下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D平台的学习直播为案例，通过长达14个月（2021年11月至2023年1月）的网络民族志，旨在追寻青年和数字媒介在网络自习室中的行动轨迹。笔者在2021年底先对D平台的“陪伴学习”直播板块做了初步观察，并于2022年上半年根据D平台对“陪伴学习”专区的综合排名，选定了10位影响力较高的博主作为研究对象（编号为自习室A、自习室B……自习室J）。其中，由于“自习室B”直播间多次位列综合排名第一，直播24小时不间断，高峰期人数稳定在300～500人，且大量网友都开启了摄像头，故笔者将其选为重点田野进行每日观察。针对其他直播间，本文也以一周3次的频率进入田野，观察并撰写田野笔记。 表1陪伴学习网络民族志的D平台直播间 田野编号 直播间名称 粉丝数 自习室A 爱学习的小谭 13.8万 自习室B 星伊云同桌自习室 13.9万 自习室C 六月生山风 2.4万 自习室D 鱼久Jocelyn 5.2万 自习室E 忙到头秃的小司同学 2.4万 自习室F syousitu 1.6万 自习室G 玉兔抓喵 3.7万 自习室H 小何Wannabe_ 1.9万 自习室I 花间守美人 2.8万 自习室J 南哥一点也不难 7.3万 注：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1月16日14:00。 本文在民族志中接触到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青年，包括10位视频博主，以及在网络自习室中学习、发言、参与活动的众多学习者。ANT认为，研究者应当追踪行动者在转译实践中留下的痕迹（traces），而不 是简单地探索因果关系（causalities）的转移［7］。为了不影响自习室中青年的行动，笔者遵循ANT的研究理念，没有对各个视频博主和青年学习者进行干扰，而是安静地旁观、记录和追踪他们的行动轨迹，并对其进行深描。本文研究资料均来自在网络自习室中截取的数据和撰写的田野笔记。 三、文献回顾 网络自习室作为一种联结空间，是开展青年和数字媒介“平等”民族志，观察青年空间权力实践的良好田野。拉图尔曾在其著作《重组社会》中引用米歇尔·福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系的“全景敞视” （panopticon）概念，并提出了ANT视域下与之相对的“独景窥视”（oligopticon）概念，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权力实践模型。它们为本文追踪青年的空间行动及权力实践提供了对比视角。 1.全景敞视的权力关系隐喻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了一种资产阶级统治和支配的新策略：与传统权力强制性的征用不同，新的支配方式通过日常训练控制人们的身体，其权力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装置”，且该装置“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8］。福柯以“圆型监狱”为具象模型，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关系隐喻—在封闭的、割裂的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9］。全景敞视下，个体约束自我行为不是因为受到暴力的、强制性的压迫，而是因为感受到自己每时每刻都在被监视，正如福柯用“演员”一词来形容囚犯，全景敞视主义促成了一种规训权力下的自发表演，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规则的理解来操演身体、管理自我行为，他们面对的是瞭望塔里想象的监督者。 全景敞视主义不仅用于改造犯人，还可用于教育学生、医治病人、强制游惰者劳动，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确定权力干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10］。全景敞视主义虽源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它也有正向作用，能够让权力更有效，从而增强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11］。从权力作用的形式来看，青年的网络自习室空间与福柯所描绘的全景敞视空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方面，李海峰等人曾提 出“全景敞视学习共同体”的简短描述［12］，但并未谈及全景敞视中最核心的权力问题；从权力作用的逻辑来看，青年加入自习室空间又与监狱不同，并非强制性的，而是自发的、随时可以进出的，吴明华等人研究了网络自习室中的主动规训［13］，但并未发现其空间的开放性，以及青年可能利用它进行的更积极、更正向的实践。本文认为，研究青年的陪伴学习行动更应侧重建设性层面，关注全景敞视下青年对自我和空间两方面的积极改造。 实际上，全景敞视理论也确实遭到了不少的批判，一些学者对其做出了延展。戴维·里昂（DavidLyon）激进地认为，“圆形监狱”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刻意歪曲，很少有社会理论家把我们从恐惧、威胁、怀疑和制约中排除出来，去考虑监视系统中的爱、关怀、信任和赋能［14］。凯文·哈格蒂（KevinD.Haggerty）也是“圆形监狱”的批评者，他认为监视可以是一种享受，因为监视和暴露自己有时候都是一种愉快的娱乐活动，甚至能成为认同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一部分；而且，他还认为全景敞视研究中缺少了非人类实体的存在，但大自然中的非人实体也是我们正在监视的目标［15］。这些批判和延展都指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看待数字媒介时代新的全景敞视关系。 2.独景窥视的权力关系隐喻 “独景窥视”是拉图尔在“全景敞视”基础上发展出的ANT权力关系隐喻。“全景敞视”是由英文“panorama”（全景）和词根“-opticon”（可见的）构造而成；“独景窥视”则将前缀替换为英文“oligopoly”（独占），与同样词根重新构词，将“全景”转变为“独景”，将立体化的“敞视”理解为平面化的“窥视”［16］。ANT中，传统空间理解中的二元范畴，诸如“远和近”“大规模和小范围”“整体和局部”，以及“内部和外部”，都被拓扑学意义上的联结与连接替代了［17］。没有了内外、大小和高低之分，ANT视角下的权力并非像全景敞视一样集中，而是蕴藏在行动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当中。在独景窥视视角下，应当将“整体”局部化，视“整体”和“局部”为平等的地方，并用“营养充足的线缆”将各个地方都连接起来，而不要将“局部”置于某个有着绝对权威的体系中［18］。行动者实际上就代表每一个独景窥视者，它揭示了组成世界各种各样的要素是如何在每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孵化出来的；而“网络”则代表独景构成全景的过程，它揭示了世界是通过何种载体、 何种轨迹、何种路径被带入“行动者”所在的狭小空间，在此处进行转译之后，再被推出该狭小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19］。在这“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各行动者的转译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权力也在关系中不断更新。 虽然上述两种权力模型背后有着社会科学理论路径上的分野，但在当今社会，全景敞视和独景窥视是可以并存的—考虑到数字媒介技术已经全面嵌入我们的社会行动过程，它一方面塑造出了一套可以敞视万物的网络体系，比如网络监控系统；另一方面却又确保了处在各个网络节点的行动者有独景窥视的私密空间，比如屏幕的物理分隔、数字平台登录与注销的数字分隔，以及数据保护协议等，能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一定的距离。 四、“全景敞视”下青年的行动部署与流动空间实践 本文的网络自习室样本中，“自习室B”通过在线会议软件将众多学习者联结在一起，并把画面像监视器一样通过B站实时直播出去，邀请更多人参与监督；“自习室A”“自习室C”“自习室D”“自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