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过去20年的国际国家建设努力中，西方国家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参与成为其主要支柱之一。自2001年《班恩协议》建立临时政府安排以来，国际社会集中于中央部门和机构而非地方政治。他们协助制定了2004年的阿富汗宪法，该宪法在关键的地方治理问题上采取了较为模糊的态度，既支持“中央主义”，也留有理论上的空间以实现分散化或分权。宪法确立了省级、区级、市级和村级议会，但对它们的权限和职责，尤其是区级和村级议会，描述得相当模糊。
随着2005年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地方问题，既为应对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罂粟作物及其与地方经济的关联，也为了澄清秋季选举产生的省议会的角色。2006年伦敦会议期间，西方官员开始更加激烈地警告地方治理的混乱阻碍了民主国家建设的巩固。捐赠者指出，地方议会的角色和责任需要明确阐述。然而，这些批评实际上涉及到了时任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西方国家在概念化和实施方面对此重视不足。
尽管如此，国际官员通过要求创建一个中央行政机构来协调和制定地方治理政策，以及呼吁制定一份官方的地方治理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国际官员成功推动了独立地方治理机构（IDLG）的成立，这是一个准政府部门，负责所有地方治理问题的协调和政策发展。然而，IDLG的诞生遵循了外源性国家建设干预的常见模式——创造一个旨在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新官僚机构。因此，IDLG并未解决地方治理的问题，其职责模糊且权力有限，还承担着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期望。地方治理的模糊性对许多国内精英而言反而成为了一种有利条件，它提供了裙带关系的机会，并为大量流入改善地方治理的捐赠资金开辟了巨大的资源渠道。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未能制定出明确的地方治理政策。2010年最终发布的长达415页的文件并没有解答关键问题，如地方行政机构的作用、关系和责任。此后几年，国际组织、IDLG以及不断更换的外国顾问团队试图通过增加（由捐赠国资助的）文件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