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个消息来源表明中国国有企业可能将收购沙特国家石油公司（Aramco）的5%-10%股权。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巨大能源供应问题上的战略举措，同时也与上季度购买俄罗斯Rosneft约15%股权相呼应，并巩固了北京在中东地区的地位。这一动作发生在华盛顿似乎在该地区采取退缩策略之际，后者正“转向亚洲”。然而，此交易的具体地点尚不确定，可能是纽约、法兰克福或伦敦，旨在展现其在英国脱欧谈判中的实力。
此次收购不仅在经济层面对该地区和北京产生影响，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在全球单极体系中成为超级大国的长期进程的疑问。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和平崛起理论，强调谨慎行事以避免任何形式的对抗，严格遵守不干涉原则（特别是政治层面）。中国自认为是欧洲殖民帝国和美国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不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这与北京提出的第三世界领导叙事和倡导和平共处的原则相悖。然而，这种殖民现象的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要素——即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早期殖民前获得的私人商业特权和利益而采取殖民行动的事实。这种解释忽视了殖民现象背后的一些历史案例，如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的殖民活动响应公司的请求，1857年印度反抗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起义引发英国统治，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入侵，以及两次英中鸦片战争。现代例子，如1953年伊朗摩萨德的国有化后美国在伊朗的行动，也揭示了类似的背景。
对于中国而言，是否能在未来的波斯湾事件中坐视不管？在公民利益与不干涉原则和和平共存基础不兼容的情况下，中国将如何行动？在面临政权更迭或国有化时，是否会接受袖手旁观？中国改变行动方向并更频繁、有力地介入他国事务的原因可能并非基于传播文明的使命或贪婪扩张的想法。相反，可能出于无意识的保护性行动，面对不确定性与变革威胁。北京开始质疑此类问题，标志着其向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