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一）：国际政策及公约分析

2024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中法联合发布《中法关于就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昆明－蒙特利尔到尼斯》，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次成为热门议题。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2024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积极履行大国责任。 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由来已久。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不容乐观，生物多样性丧失成为威胁社会荆棘长期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GRI开创与编制了全球较为广泛使用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其中GRI 304标准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披露建立。企业的ESG评价体系中也十分关注生物多样性相关责任的履行，MSCI、FTSE、CDP三大ESG评级框架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标准各有侧重。 2022年12月，COP15的各国代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到2030年和更远期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变革行动和治理描绘路线图。“框架”提出了4个长期目标和23个具体行动目标，并建立了全面、科学、明确的监测框架和履约机制。COP16将于本年10月至11月在哥伦比亚举行，重点关注各国提交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情况，以及各国代表就目标检测制度内容的讨论。 中国在国际履约中的角色正在从重要参与者转为积极贡献者，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合作框架下，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此外，中国鼓励企业在决策和运营中纳入生物多样性考量，并迅速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体系建设。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关注度持续提升，利好聚焦自然资本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主题投资。此外，森林、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在碳储存、碳封存方面作用或使生态系统的修复融资迎来新机遇。 风险提示：全球政策变动及相关政策推进不及预期；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框架不完善、不统一，生物多样性数据可得性不佳。 1.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和意义 1.1生物多样性概念阐释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概念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它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包含了三个层次内容：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三者层层嵌套，构成生物多样性的完整内涵。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生存、生产提供了基本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创造了更多灵感来源。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包括直接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潜在使用价值。 图表1：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增长、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生物多样性丧失已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并列的三大全球性环境危机之一。2024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明确中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优先领域和优先行动，为各部门各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指引。2024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中法联合发布《中法关于就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昆明－蒙特利尔到尼斯》，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次成为时下热门话题。 1.2生物多样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企业的生产经营直接地依赖于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与环境，因而生物多样性损失可能导致企业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运营环境恶化及运营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收入不稳定或减少。同时，生物资源的减少可能导致企业的生产过程和价值链中断，乃至不良资产产生、资产搁浅；市场环境的变化（消费者观念的转变、对企业ESG的看重）可能导致企业的市场吸引力下降。上述负面影响可能导致企业盈利减少、资产和抵押品受损，传导到金融机构可能引发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等，因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稳定社会经济有重要作用。 图表2：生物多样性对企业经营和金融机构的影响 2.国际社会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 2.1国际生物多样性披露政策 国际生物多样性监管势头强劲，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心和积极谋划的全球行动事项。西方国家政策中对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提出要求。欧盟签署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于2023年通过了配套准则《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其中便包括“ESRS E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这一标准，要求公司披露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相关的政策、目标、行动计划和资源等；欧盟的27个成员国或将在CSRD生效18个月后将其转化为国家法律。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于2024年发布了新版生物多样性披露标准GRI 101，指导企业披露针对生物多样性的政策、管理流程，及企业具体的生物多样性信息。 图表3：国际生物多样性披露政策 2.2GRI的生物多样性表现评价方法 GRI由美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责任经济联盟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cs,CERES）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97年联合倡议并成立,开创与编制了全球最为广泛使用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该框架从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四个维度衡量和披露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最新版的GRI Standards包括三份适用于所有企业的通用标准，以及35份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度制定的特定可持续发展议题专项标准。其中,GRI 304(2016)标准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披露建立, 2026年后，这一标准将由GR101(2024)取代。 图表4：GRI 304披露框架 2.3国外ESG评价体系对企业生物多样性表现的评估 ESG评级体系大多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评价中。目前，国外的大型ESG评级机构包括MSCI、富时罗素等数据供应商，也包括CDP等非政府国际组织。 MSCI是全球最大的指数编制公司与主流评级机构。根据其2024年2月版ESG评级方法论，MSCI ESG评级方法论分为三大层级，由3大支柱、10项主题、33个ESG关键议题和上百项指标组成。其中，“生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作为“环境”支柱下“自然资本”主题下的关键议题之一被纳入评价体系，原始公共数据从公司财务和可持续性披露、专门的政府和学术数据集、媒体搜索等途径获得，分值范围为0–10，评估公司的风险敞口或机遇以及公司管理该敞口的能力，其中风险敞口有业务板块、地理细分、公司特定指标三个细分指标，管理能力则从策略、计划和举措、表现和争议四个细分指标进行考察。 FTSE ESG评级框架由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大支柱、相应14项的主题评价及300多项独立考察指标构成，“生物多样性”属于环境支柱下的主题。FTSE的评分基于风险敞口加权平均值计算，这意味着在确定公司评分时对其最重要的ESG议题的权重最大。资料运用上与MSCI相同，其数据模型由外部独立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均为投资界、企业、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学术界的专家。此外，相关公司有权限访问其基于网站的研究平台(SID)，并可以在大约四周的时间内进行审查、提供反馈（例如，额外的公开信息），进而可将反馈纳入分析中。 碳排放披露项目（CDP）ESG评级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组织，前身为碳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致力于推动企业和政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水和森林等生物多样性资源。CDP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企业的ESG数据，每一份问卷(气候变化、森林和水安全)都有自己的评分方法，其中“森林”问卷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强相关，较为集中地调查了企业在生产全流程中对森林资源的干预和保护状况，通过问卷答复的详细程度及全面性，公司对与森林砍伐有关问题的认识，领导阶层的管理方法及进展，评估回复者从其直接运营及供应链中消除由商品驱动的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方面的进展，并给予评分。 图表5：国外ESG评级体系对生物多样性的考察对比 3.从COP15到COP16：全球框架下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3.1COP15提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2年12月19日，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圆满落幕，各国代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称“框架”），指导世界为解决生物多样性损失及恢复生态系统等问题所需做出的努力。 作为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纲领文件，“框架”为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到2030年和更远期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变革行动和治理描绘路线图。框架提出了2030使命：2030年之前，须采取紧急行动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使自然走上恢复之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确保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以及2050愿景——“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地球，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 “框架”提出了四个长期目标和23个具体行动目标。四个长期目标旨在于2050年内实现，侧重于生态系统和物种健康，包括停止人为导致的物种灭绝、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平分享裨益以及落实和融资，如填补每年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23个具体目标意在于2030年前实现，包括保护陆地、海洋和内陆水域，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实现入侵物种的引入减半，以及每年减少5000亿美元对损害生物多样性项目的补贴。 “框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目标是“30×30”目标，即到2030年将陆地和海洋的受保护面积占比提升至30%，这也是人类基本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最低自然地的面积占比。 此外，“框架”历史性地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引入行动目标。结合1992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的定义，DSI可认为是以数字方式存储和转移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的基因序列信息，其在新药和疫苗的开发、传染病监测、诊断、治疗等诸多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有关DSI的问题早在2016年召开的COP13上便已经提出，但由于遗传资源丰富程度和DSI研发应用水平的极不协调，导致在原产国当地社区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分享DSI惠益的问题争论不断。“框架”中首次明确写道：“确保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以及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如果需获取遗传资源，可以与遗传资源来源国协商，就多年惠益分享问题达成协议。这拓宽了生物多样性的地理边界，也使得惠益分享及资金保障更为充足。 COP15中，各国代表罕见地就支持“框架”实施的融资资金数额达成一致——承诺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筹集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来源包括官方发展援助、金融机构、私营部门等。这意味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将达到2020年的2倍。在COP15边会上，120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国际组织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行动方案》，保障“框架”的实施。此外，发达国家承诺在2025年和2030年前，分别实现对发展中国家每年2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转移支付。尽管相比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