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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亚太地区监管展望

金融2024-04-30-德勤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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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亚太地区监管展望

德勤亚太地区监管策略中心 2024年亚太地区监管展望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开拓新领域 全球监管形势03 亚太地区概览12 亚太地区宏观经济环境和财务韧性14 数字银行20 运营韧性24 亚太地区金融服务业监管前景展望26 附件33 联系人34 报告作者35 尾注36 2024年,金融机构仍面临在过去几年所经历的运营挑战。虽然通胀正在降温,利率上升速度也已放缓,但二者仍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和非金融风险持续升级。 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中谋求发展将是金融机构管理层近期的工作重点。但同时,金融服务业中期结构性变化的驱动因素如地缘政治(以及几个主要司法管辖区的选举将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等也同样重要,亦仍将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重点关注事项。 经济前景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1月发布最新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3.1%,2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放缓至1.5%。世界银行警告称,预计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降至五十年来的最低点 (4.5%)。3 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与企业持续面临高通胀压力(见图1和图2)。虽然当前利率水平可能不会进一步上升,但过去两年的高通胀和高利率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可能会对偿债能力造成长期压力,增加理赔成本,并引发市场波动。鉴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时滞,利率上升所产生的大部分影响可能尚未传导至实体经济。 图1:国际政策利率(自2020年1月起,%) 6 5 4 3 2 1 0 -1 2020202120222023 澳大利亚中国大陆英国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元区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4 图2:国际通胀水平(自2020年1月起,同比变化,月度数据,%) 12 7 2 -3 2020202120222023 澳大利亚中国大陆英国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元区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5 银行6和非银金融机构近年来在信贷市场的风险敞口大幅增加,信贷风险上升。金融稳定机构尤其关注以下两个领域:商业地产(尤其是办公楼)和私人信贷市场,前者在新冠疫情后极易受到经济增长放缓、高通胀和高利率7以及出租率下降的影响,后者增长迅速、对利率上升敏感且贷款门槛很低。8 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应努力确保弱势客户获得公平的权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应积极寻求监管机构干预。虽然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政府担保和延缓偿付期),但监管机构可能会开始将金融机构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行动作为公平对待客户的基准。 对于金融机构及其监管机构而言,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中保持财务韧性仍是首要任务。 乍看之下,银行业似乎以相对稳健的步伐迈入2024,资本充足,流动性比率高(见图3和图4)。然而,2023年几家美国中型银行的倒闭以及随后一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的危机及时提醒了人们两件事:首先,客户和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远非不可动摇;其次,在保证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的同时,还需要强有力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健全的恢复和处置计划,以及积极的监督和监管。 2024年亚太地区监管展望|全球监管形势05 图3:全球50强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按总资产计算)—2023年第三季度 20% 15% 10% 5% 0% 美洲地区亚太地区欧洲地区 核心一级资本平均核心一级资本 资料来源:德勤对银行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分析9 后者将是近期国际政策应对的重点。11但是,即使近期尚未发生任何政策变化,监管机构仍期望银行在2024年能够重新审视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对其业务的影响。鉴于2023年3月的银行业动荡和利率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初期对银行利润率的积极影响逐渐消退,“长期低利率”时期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监管机构长期以来对一些银行(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区域性银行)业务模式可持续性的担忧将在今年愈发强烈。 尽管保险公司在中长期内可以通过提高保费来抵消通胀导致的费用和索赔增加,但监管机构仍将警惕通货膨胀12和利率上升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寿险公司可能会因为利率上升而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但如果利率持续攀升,他们则可能面临更高的退保风险。 图4:全球50强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按总资产计算)—2023年第三季度 250% 200% 150% 100% 50% 0% 美洲地区亚太地区欧洲地区 流动性覆盖率平均流动性覆盖率 资料来源:德勤对银行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分析10 金融稳定机构同样、甚至更加关注非银金融机构13的运营韧性—尤其是在全球债券市场风险和波动加剧的背景下。金融稳定机构愈发担忧对冲基金增加美国国债头寸的潜在影响,2023年的净空头头寸将达到与2020年美国国债市场动荡时期相当的水平。14 监管机构和各国央行仍在积极干预。当务之急是加强市场动态监测,填补数据空白—例如英格兰银行开创性的全系统探索性情景 (SWES)等活动,15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正在开展的工作。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已制定将非银行机构纳入系统性机构的框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亦正在考虑一系列美国国债市场改革措施,以提高透明度并增强韧性。 英格兰银行已开始尝试为非银金融机构建立中央银行常设流动性工具。16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则完善了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恢复和处置框架。17但欧盟委员会在2023年做出的维持其现行货币市场基金(MMF)监管框架的决定表明立法变革可能更难实现。18 在针对非银金融机构的综合框架出台之前,监管机构将继续把银行作为管理非银金融机构风险的代理机构—包括进一步的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以及对银行监控非银金融机构交易对手杠杆率的能力进行审查。从长远来看,或可以利用宏观审慎框架来提高银行抵御非银金融机构风险的能力。例如,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19修订其宏观审慎工具包中有关非银金融机构的内容。 在不确定和动荡的经济环境下,监管机构希望金融机构能确保其具备财务和运营韧性。董事会应考虑通过各种情景来测试公司应对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能力。 结构性变化 尽管上述问题在短期内会引起金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金融机构也决不能忽视正在塑造金融服务监管格局的中期结构性变化。我们选取的三个主题与2023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业监管展望报告相同:地缘政治、技术和气候变化。但由于这三个主题在过去一年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审视。 地缘政治 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世界经济出现“慢全球化”,在政治层面为开放贸易和投资提供支持变得愈发困难,且目前看2024年将延续这一趋势。各国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都在致力于降低价值链风险,关键行业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20和保护主义措施日益增多。21根据IMF的数据,金融机构收益报告中有关回流、在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的内容几乎增加了十倍。22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些金融机构正在选择停止外包部分服务以更有效地管理运营风险和韧性。 我们认为,2024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分裂全球经济格局的风险加大。可能的驱动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可预见的驱动因素(如选举)和不可预见的驱动因素(如俄乌冲突或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后者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难以预测且潜在巨大影响。但展望2024年,20国集团多个司法管辖区即将举行的选举23是最有可能引起大规模政策变动的因素。 如果新政府选择在经济安全、去风险或脱钩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金融机构则可能受到制裁或在经济和贸易往来中间接感受到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成为跨境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其他审慎风险驱动因素,例如:市场波动增加影响市场风险、直接或间接网络攻击风险增加影响运营风险、金融机构必须迅速退出市场的战略风险,或任何影响客户偿债能力的信贷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应对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制定稳健的风险偏好和容忍度、实施情景分析和反向压力测试并制定高风险领域的应急和恢复计划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在政治层面变得更加复杂。鉴于上述宏观经济不利因素和多个司法管辖区大选在即,如果支持净零排放的长期措施将导致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增加,那么在政治层面对于此类措施的支持就将减弱。24如果这种政治态势一直延续,同时私营部门又推迟其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那么出现不利转型情景(如仓促或失败的净零排放转型)的可能性将更大。此外,金融监管机构在过去几年里进行的气候压力测试表明,从中长期来看,大幅推迟或削弱可持续发展政策可能会使金融机构付出高昂代价。25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我们预计已经商定的监管期限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监管机构仍在围绕信息披露、转型规划和风险管理制定和实施监管要求,而许多司法管辖区也已实现针对气候相关风险(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相关风险)的常态化监管审查。我们预计在政治层面围绕气候相关问题的任何调整都将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产生影响。26 推迟气候转型(以及其可能引发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增加)只会导致金融机构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以确保其应对气候和环境风险的韧性。监管机构,尤其是欧洲的监管机构,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将监管工具包作为“大棒”,以加速推进气候转型进程。 一般而言,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将警惕金融机构为保证自身财务韧性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体系的韧性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数家保险公司退出高风险地区市场(如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理由是洪水和野火等自然灾害风险增加且无法确保州监管机构会同意提高费率以反映大幅增加的风险,而这种情况在未来也很可能再次发生。27 董事会应通过自身行动为其组织设定期望,将气候风险纳入其决策的各个方面。在此过程中,董事会还应采取相应措施以检验所获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技术 金融机构持续探索利用新兴技术的路径。面对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前景,尽管真正的转型变革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制定有利于创新的监管议程并广泛实现互操作性,但企业或许能够通过使用新技术提高短期成本效益。 对于足迹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说,想要实现技术创新,就必须应对日益复杂且存在地区差异的全球监管环境。监管机构正致力于解决以下极具挑战性问题:当新技术出现时,应在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干预;如何直接或间接对通常不在其监管范围内的第三方供应商进行监督。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将不可避免地分裂全球监管格局。 例如,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正在研究如何监管人工智能的应用,且各地步伐不一,方法各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28将提出一整套高度规范性的要求,而英国和美国则计划采用更高层次的原则性监 管方法。29使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还需要遵守可能存在分歧的跨行业法规(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30和行业特定法规(如运营韧性要求、治理和风险管理要求、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要求)。 不断发展的数字资产监管格局同样复杂。全球各地的监管框架和范围通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及其支持活动。无担保数字资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全球最先行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已经制定了相关规则来约束关键的金融机构,欧盟也紧随其后。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这一细分市场制定详细规则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各司法管辖区接连出台由法定货币支持的稳定币监管框架。 对于全球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复杂且可能存在分歧的监管格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合规成本和战略挑战。 例如,在欧盟开展业务的国际公司将需要决定是在欧盟以外国家或地区为其人工智能实践“镀金”,还是开发不同的系统。再例如,同时在英国和欧盟开展业务的公司可能会根据更先进的欧盟框架来为这两个市场制定战略。 希望制定数字资产战略的国际公司在决定产品种类、产品推出时间和地点、目标客户以及目标运营模式时也面临着同样具有挑战性的决策。 从技术创新的各个方面来看,以往的经验表明,监管机构不能将新技术的使用视为纯粹的“技术”问题。董事会也需要充分了解新技术对其公司风险偏好、风险状况、战略和声誉的影响,并确保技术的使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