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点 第239期

半月度报告 金融与发展 让： ：．． ,.,. ．于 海外观点 2022年/总第239期 目录 聚焦中国 渐行渐远：中国农村内部和跨村风险分担下降3 导读：此前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区域内的收入差距大幅扩大。本文聚焦于中国农村，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末 到21世纪前10年，以前保护家庭免受意外收入变化影响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特别是那些有助于防范村一级总收入风险的机制）的效果已经大大减弱。村内消费保障减弱的潜在原因包括集体生产活动的下降和人口迁移的增加，而财政分权是村内总体风险保障下降的潜在原因。 全球炼油的中国角色8 导读：疫情之后旅行需求反弹的背景下，由于炼油厂能力限制，成品油产量无法提振，全球石油市场已达到极限。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收紧石油出口政策，由于石油市场的国际性，这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 世界热点 美国经济概况11 导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编制的《美国经济概况》旨在提供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关的全面概述，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以及全球经济。此外，概况还涵盖了一些特殊主题，例如商品价格走势、劳动力市场情况。本文的分析基于截至2022年7月13日的数据。 特权的终结：重新审视美国的净外国资产头寸29 导读：美国的净外国资产头寸——外国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在2007年之前一直是负数，但规模很小。但在这之后，它已经急剧恶化到GDP的65%。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国外拥有的资产和在美国的外国资产的市场价值的变化。这些估值效应被解释为美国股票价值的上升不成比例地使美国公司的外国所有者受益。这是否对美国人有利，取决于利润上升是由于生产力提高还是由于竞争减少。 乌克兰战争和美联储加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双重打击？34 导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和世界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增长预测并不令人鼓舞。他们发现，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部分原因是应对这一疫情的政策措施、严重的体制缺陷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严重削弱了许多经济体的增长引擎。此外，通胀压力不断上 升，部分原因是外部因素，最显著的是供应链中断和能源价格上涨，在某些情况下还有货币贬值的重大传递效应。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担心，许多国家可能正进入一个增长缓慢、通胀高企的滞胀时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IMF总裁警告说，该机构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春季会议上下调全球增长预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已经估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比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1%以上。对许多国家来说，前景变得更加黯淡。 从滞胀到债务危机41 导读：全球经济正经历着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的双重影响，这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本篇专栏文章将讨论如何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标志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10年债务危机的开始。如果当前的滞胀压力加剧，其中一些经济体因其金融脆弱性加剧和增长基本面减弱，可能会再次面临严峻的债务展期挑战。 1970年以来全球银行中心分布45 导读：英国脱欧和中国崛起为领先的国际经济大国，重新引发了关于银行中心地理位置的讨论。本文基于由英国《银行家》杂志（该杂志是英国专门研究国际金融事务的月刊）创建的世界顶级银行排名数据库，分析了自1970年代以来银行中心地理位置的演变。我们描述了数据库是如何创建的，以及它如何为货币和资本市场政策提供信息。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代表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s，IFC）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存在的方法局限。我们发现，与经济金融危机相比，银行业整合和法律框架演变对于银行中心地理位置的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我们还强调，尽管全球经济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主要的银行中心很难被取代。 金融危机推动民粹主义：一个新渠道62 导读：本专栏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不仅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还导致一系列沉重的政治代价。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和与之相关的大衰退是欧洲民粹主义的分水岭，它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和各政党的言论。这场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了经济不安全感，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全球化和移民冲击的影响。对现状的幻灭促使各党派以民粹主义纲领进入政治舞台。 气候变化对主权债务的风险：综合评估模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67 导读：有证据表明，主权债务市场如在定价时将气候影响考虑在内，可能会导致气候-债务恶性循环。然而，气候风险对财政稳定的影响不如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大。本专栏讨论了如何将综合评估模型与随机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结合起来，以帮助我们理解主权债务的气候风险。在一个意大利的案例研究中，引入气候风险会导致债务动态恶化，风险溢价非线性增加、陷入恶性循环。 渐行渐远：中国农村内部和跨村风险分担下降 OrazioAttanasio,CostasMeghir,CorinaMommaerts和YuZheng/文桂平舒/编译 导读：此前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区域内的收入差距大幅扩大。本文聚焦于中国农村，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 世纪前10年，以前保护家庭免受意外收入变化影响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特别是那些有助于防范村一级总收入风险的机制）的效果已经大大减弱。村内消费保障减弱的潜在原因包括集体生产活动的下降和人口迁移的增加，而财政分权是村内总体风险保障下降的潜在原因。编译如下： 一、绪论 中国已经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该行动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地区不平等、提供更公平的社会福利，到2035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标志着从全面增长转向促进公平协调增长。为评估近来快速扩张期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许多论文研究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尤其是城市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过程（KhanandRiskin1998,Meng2004,Mengetal.2005,RavallionandChen2007,Benjaminetal.2008），其他人也研究了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Caietal.2010,DingandHe2018）。最近，Santaeulàlia-LlopisandZheng （2018）利用一个长时间的家庭收入和消费面板，调查了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共同演变，研究表明在1989年至2009年的增长期间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保障消费免受意外收入变化影响的能力显著恶化。Attanasioetal.（2021）聚焦中国农村地区，特别关注以下问题：保障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保障网络的一个村庄内的风险分担下降（而不是整个村庄的风险分担下降）导致的，以及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中国乡村经济格局的变化 本研究首先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挖掘样本中所体现的中国农村主要经济趋势。CHNS是一个包含中国从1989年到2009年大约150个农村地区的收入和消费的家庭层面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此期间样本中农村家庭经历了收入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平均家庭收入增加了两倍，消费翻了一番。此外，在部门构成、产业所有权构成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显示了三大趋势。 趋势1：农业部门逐渐而稳定地向工业部门转移 样本中体现了工业化进程：在1989年，90%的村庄拥有农田，55%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农场工作；在2009年，只有70%的村庄拥有农田，45%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农场工作。 图1a中国农村农业部门变化情况 趋势2：经济转型过程中乡镇企业的主导地位起伏不定 乡镇企业是当地乡镇政府所有的企业，允许对逐渐引入的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农村工业化首先由乡镇企业开创，但乡镇企业很快就输给了新获准进入市场的私营企业。研究样本中每个村的乡镇企业数量均有明显的减少趋势，而每个村的私营企业数量均有增加趋势，该现象在2000年代尤为明显。 图1b中国农村工业部门变化情况 趋势3：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导致地方之间财政资源的差距越来越 大 1994年的税改集中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但也把财政责任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资助公共支出方面变得越来越独立。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较富裕县和较贫困县的地方财政收支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可以用县级收入产出比和支出产出比90/10比例图的时间趋势来说明，从图可知该现象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尤为突出。 图1c中国农村公共部门变化情况 这些大趋势对村庄内部和跨村庄的风险分担具有重要意义：农业的衰落和乡镇企业的消亡表明了村庄内部转移的恶化，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破裂表明了跨县转移的恶化，这种情况可能会蔓延到全国的村庄。 三、中国农村消费保障的演变 研究首先根据Townsend（1994）的开创性工作，测试样本中的农村家庭是否在村庄内实现了完美的风险分担。其理念是，如果社会规划者能够汇集一个村庄的所有收入，并根据商定的权重将消费分配到每个家庭，然后控制村一级的总收入，家庭消费应该不会随着自己的收入而变化。本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村庄内部进行完全风险分担的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家庭消费与个人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增加。当研究将该逻辑扩展到一个省份内的村庄风险分担时，得到了类似结果。总之，实践结果表明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的风险分担降低了。 虽然上述试验表明存在不完全保障，但它们没有区分不同持续时间和来源的冲击。为了补充这些结果，研究应用Attanasioetal.（2018）开发的方法，将收入冲击按两个维度分解：永久性冲击与暂时性冲击以及村庄总量冲击与特质 冲击。这使本研究能够估计不同性质的冲击如何影响消费。例如，人们会期望家庭拥有更多的私人或公共手段，来保障其消费免受特殊冲击，而不是应对村庄-总量冲击，因为在村庄内部的保障机制（如家庭之间的非正式转移）可能有助于应对前一种冲击，而不是后者。 研究发现村庄内部风险分担的空间很大：近60%的永久性收入冲击和90%的临时性收入冲击是特殊的，因此在一个村庄内是可以受到保障的。研究还发现，所有类型的收入冲击在样本前几年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但这种保障在样本期结束时恶化了，该恶化对总冲击而言更为明显。具体而言，与20世纪90年代实现的近乎完美的保障相比，21世纪头十年，高达60%的全村永久性收入冲击和约20%的特殊暂时性冲击被传递给了消费。消费当量计算表明，这些变化的福利成本约为消费的0.5%至1.5%。此外，这种福利成本几乎完全是由保障的下降而不是收入风险的增加所驱动的，而这种保障效果中的大部分是由于针对村庄总体永久性冲击的保障的变化。 四、保障下降背后的潜在机制 为了在农村这二十年中经历的巨大变化背景下解释这些结果，研究进一步调查了与消费保障恶化相关的农村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部门较弱、移民率较高、公共企业较少的地区，消费保障恶化更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特征是这些属性都削弱了村内保障，因为村庄通过乡镇企业收入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较低，家庭迁移会削弱家庭间的纽带。 为探究跨村保障的下降，我们使用1993年至2007年的县财政资产负债表数据，通过直接衡量政府间转移来考察中央政府角色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县政府税收收入和支出与产出的相关性越来越大，而和以保障和再分配为目的的转移支付计划的负相关程度越来越低。这些研究结果表明，1994年税改后实施的政府间财政转移计划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积极性减弱，导致对影响当地社区的冲击的保障供应减少。随着地区不平等的加剧，地方政府让村庄自行解决，这使得村庄的总收入风险越来越难以被保障。 五、结论 中国农村的案例为其他转型经济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研究分析证实，风险分担的数量取决于经济和政策环境。在发达国家，强有力的私人保险合同和公共保险体系（如失业保险计划）在保障收入风险和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