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0年产业企业出海图鉴》路演感想：风向会变，但涛声依旧

我们近期论坛、路演交流的直观感受是，从企业出海寻找新的增量，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共识。与此同时，投资者的共同疑问是：日企出海高增的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韩国、新加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逐渐起。时过境迁，当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哪些变化？中国又凭借哪些优势去走出去？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时间长、限制多、更复杂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崛起过程中遭遇的贸易摩擦，似乎是永恒且难以避免的话题。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延宕至今，对比当年的日本，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可能更长。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来看，中国独立的政治体制、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优势逐步显现的产业转型，都决定了中美两国的经贸产业发展路径不同于90年代的日美，由此也指向两国博弈的长期性。 二是我国面临的限制可能更为严格。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日本的主动让步以及政治上的依赖关系，使其在美方贸易限制下做出较多变通。当下美国对于在越中资企业的反规避调查、宁德时代与福特在美合建电池厂的波折，一定程度反映美国制裁手段的升级。 三是逆全球化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欧美制造业回流等等现象的背后是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近期俄乌、巴以冲突的爆发和演绎更是体现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阵营的分化加剧，地缘政治波动可能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度。 哪些市场可以类比当年的中国：东盟、中东、俄罗斯 东盟、中东、俄罗斯市场规模并不逊色，与中国贸易往来和合作关系密切。22年更是表现出强劲增长：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17.7%（美元计价，下同）、俄罗斯12.8%，中东国家沙特25.7%、阿联酋23.3%。从人口规模来看，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合计也已超过13亿，较曾经的中国市场并不逊色。此外新兴市场工业化过程中的基建需求增量也相当可观。如果将基建提升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参考中国2010年前基建占GDP比例，粗略估算以上市场有望带来每年近2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增量，占我国基建投资的20%左右，有望带来我国钢铁、建筑、建材、机械等行业的出海机遇和投资机会。 产业转型：政策顺风、基础已备、融资有希望 企业是创新和出海的主体，我国产业优势已在显现。日本90年代基本错失了信息技术革命，未能抓住信息技术、互联网发展机遇实现产业转型也是其“失去三十年”最为核心的因素所在，主流归因离不开其体制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以及泡沫破灭后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以上几项似乎在当下并不构成产业创新升级的制约，国内优势行业的竞争力也在逐步显现： 一是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并未放弃市场导向。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也不同于日本战后1940体制的延续，要求在技术领域引领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容为新技术产品提供潜在消费者。 二是，我国模块化生产方式在应对全球重大需求变革上更为灵活。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基于供应链需求所构建、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可以随着产业技术发展迭代重组，智能手机、新能源等产业已经走上出海之路。 三是，资产价格大破裂导致全社会投资不振可能性较低。我国房地产风险逐步缓释，类似日本90年代初的资产价格大破裂基本可以避免，同时政策层积极通过各种措施活跃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政策导向可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 风险提示： 技术发展和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我国工业化进程或不能完全推及他国。 核心结论： 1、当下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主要落脚于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时间可能更长、面临限制更为严格、逆全球化背景下更为复杂。 2、哪些市场可以类比当年的中国：东盟、中东、俄罗斯人口总计超过13亿，市场规模并不逊色。 3、新兴市场工业化过程中带动的基建增量可观，粗略测算每年近2000亿美元，占我国基建投资20%，有望带来我国钢铁、建筑、建材、机械等行业的出海机遇和投资机会。 4、不同于日本90年代错失信息技术革命，我国产业转型优势已在显现，新型举国体制并未放弃市场导向、模块化生产方式应对全球重大需求变革更为灵活、资产价格大破裂导致全社会投资不振可能性较低。 5、移动互联网、能源变革的浪潮下的优质企业出海崭露头角：上市公司中电子、家电、电力设备海外收入占比达20%以上，新能源、工程机械、消费品领域出海龙头涌现。 引言：在“言必称日本”和“言不必称日本”的争论中，无可争议的是日本企业的确依靠出口和海外投资双轮驱动，走出一条令人瞩目的出海成长曲线，在内需失落的背景下实现海外收入高增。我们在近期的论坛、路演交流中，一个直观感受是，中国企业出海寻找新的增量，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共识。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存在共同的疑问：日企出海高增的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韩国、新加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逐渐崛起带来广阔增量市场。时过境迁，当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哪些变化？中国又凭借什么样的优势去开拓海外市场？ 一、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时间长、限制多、更复杂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崛起过程中遭遇的贸易摩擦，似乎是永恒且难以避免的话题。日本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化纤、钢铁、彩电领域出现端倪，80年代贸易摩擦蔓延至更为关键的汽车、半导体等领域。而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延宕至今，对比当年的日本，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可能更长。美日贸易摩擦升级到终结，历时不到10年，升级标志事件是1987年里根对日发起二战后美国首例贸易制裁，此后美国更是将注意力转向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推动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非关税壁垒，88年美国国会通过包含超级301条款的1988综合贸易法案；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日本最终与美国签订《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日美贸易摩擦随着日本全面让步、经济陷入衰退，同时美国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经贸恢复而落下帷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始于2018年特朗普宣布将依据301调查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来看，中国独立的政治体制、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优势逐步显现的产业转型，都决定了中美两国的经贸产业发展路径不同于90年代的日美，由此也指向两国博弈的长期性。 二是我国面临的限制可能更为严格。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日本的主动让步以及政治上的依赖关系，使其在美方贸易限制下仍做出较多变通。例如在汽车出口量的限制上，日本1981年主动限制汽车出口量至168万辆，与此同时分配更多生产资源到高端车型，丰田等汽车龙头与美国公司合资建厂。90年代日本企业海外投资大幅上升，更是成为规避美国贸易限制和日元升值压力的主流方案。当下中美贸易摩擦和高关税的影响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也逐步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迁移，而美国对于在越中资企业的反规避调查、宁德时代与福特在美合建电池厂的波折，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美国制裁手段的升级。 三是逆全球化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90年代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是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阵营对抗结束。此后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国入世，推动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欧美制造业回流等等现象的背后是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近期俄乌、巴以冲突的爆发和演绎更是体现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阵营的分化加剧，随着明年美国、中国台湾等多地领导人大选来临，地缘政治波动可能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度。 二、可类比当年中国的市场：东盟、中东、俄罗斯 市场规模：东盟、中东、俄罗斯并不逊色。出海历来是需求导向，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崛起的中国是其内需失落背景下，最为重要的海外增量市场。谈及我国企业出海，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下是否还能找到下一个中国？印度似乎是一个方向，14亿的人口总量、28岁左右的平均年龄、近两年连续7%以上的GDP增速，似乎都在彰显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但以小米、vivo为代表的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遭遇的税务调查、罚款、资产冻结、甚至牢狱之灾，又为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开疆辟土蒙上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 东盟、中东、俄罗斯似乎是更加确定的方向，与中国有着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和合作关系。22年外需回落带来我国出口增速回落至6%的背景下，这些市场更是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17.7%（美元计价，下同）、俄罗斯12.8%，出口中东国家的火车头沙特25.7%、阿联酋23.3%，23年多数市场依然高增。从人口规模来看，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合计也已超过13亿，较曾经的中国市场并不逊色。 新兴市场工业化过程中的基建需求：增量可观。如果将基建提升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参考中国2010年前基建占GDP比例约10%左右，假设东盟、中东主要国家及俄罗斯每年基建投资额占GDP比例都提升至10%左右、中国参与其中30%的建设，以2020年数据作为测算基础，将带来每年近2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增量，占我国基建投资的20%左右。借鉴日本经验，2001年中国入世后工业化加速，对其顺周期制造业包括钢材、有色、机械出口规模拉动可观，也带来相应投资机会。东盟、中东、俄罗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所带来的基建需求，也有望带来我国钢铁、建筑、建材、机械等行业的出海机遇和投资机会。 图表2我国对东盟、俄罗斯、中东出口增速高于出口整体增速 图表1东盟+俄罗斯+中东北非人口体量与中国相当 东盟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文莱、东帝汶 三、产业转型：政策顺风、基础已备、融资有希望 企业是创新和出海的主体，我国产业优势已在显现。日本企业出海浪潮中，并不都是胜利者的故事：作为日本家电、半导体龙头的东芝，在家电、核电、半导体等业务上持续失利，今年9月正式宣告私有化，为其74年的上市历史画上句点。在出海的征程上，企业是永恒的主体，出海创造时代的根基是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更加乐观。日本90年代基本错失了信息技术革命，未能抓住信息技术、互联网发展机遇实现产业转型也是其“失去三十年”最为核心的因素所在，主流归因离不开其体制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以及泡沫破灭后的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体制层面，政府主导对于追赶型技术有效，而赶超型技术有赖市场需求的反馈；产业层面，日本企业技术强研发弱，重工艺轻市场，且偏向一体化的生产流程在面对全球需求变革中，转型相对困难；社会层面，泡沫后趋于风险回避，企业投资意愿降低、投资需求不足，居民储蓄高增。但对于中国而言，以上几项似乎在当下并不构成产业创新升级的制约，国内优势行业的竞争力也在逐步显现： 一是，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并未放弃市场导向。不同于日本在外交和政治上长期从属美国，我国政策具备明显的自主性，宏观、产业政策的出发点都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也不同于日本战后1940体制的延续，其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方面针对国外技术封锁的“卡脖子”难题，方向明确的追赶型技术如半导体、工业机器人领域，举国体制加速产业进步、缩短追赶时间；另一方面需要在技术领域引领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容为新技术产品提供潜在消费者，也将支撑新技术积累和资金回报。 二是，我国模块化生产方式在应对全球重大需求变革上更为灵活。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式一体化流程下的精益生产，更多在于供应链层面，即基于供应链需求所构建、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彼此互相配套，同时这可以随着产业技术发展迭代重组，由此在移动互联网、能源变革的浪潮下，我国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新能源等产业已经走上轰轰烈烈的出海之路，上市公司中电子、家电、电力设备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20%以上，新能源、工程机械、消费品领域中涌现出不少出海龙头公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是，资产价格大破裂导致全社会投资不振可能性较低。我国房地产风险逐步缓释，类似日本90年代初的资产价格大破裂基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