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和安全视野下的数字经济治理绩效研究∗ 郎平郎昆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作者基于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一文的理论框架和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出发,将数字经济治理分为基准情景、依附型合作、大国竞争和共享共治四种情景,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情景下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绩效。结果发现,基准情景下国家对数字安全的投入应当止于均衡安全水平;依附型合作情景会形成“中心—外围”的数字霸权体系进而固化并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大国竞争情景治理模式容易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数字安全竞赛”困境;共享共治情景有助于实现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欧盟数字经济治理模式、美日数字经济合作模式和中美数字竞争模式均会带来一定福利损失。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则可以充分发挥技术、数据和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协调各国利益和促进各方合作,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数字经济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全球数字合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郎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北京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23)08-0087-22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23ZDA11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引言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近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重塑和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②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网络和数据安全领域已成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在此背景下,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张力凸显,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习近平深刻阐述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辩证关系,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③进入数字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更是将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层面,明确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④因此,实现数字经济治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层面,何种治理模式有利于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数字经济治理首先要解决好发展问题。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重塑着全球竞争格局。当前,美国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从数据来看,2021年美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15.3万亿美元,居世界 ①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 t20210603_1818129.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3日。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4—539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198页。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3页。 第一位;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7.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①可以预见,数字经济在未来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将持续上升。中国政府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0%。②然而,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凸显,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日益扩大。主要国家在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和技术标准制定等治理领域存在较大分歧,这严重阻碍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 图12012—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 2022 资料来源:鲜祖德、王天琪:《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载《统计研究》,年第1期,第4—14页。 注:数据截至2020年,由于2021年和2022年数据迟滞,故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数字经济治理同样也需要处理好安全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安全风险并给国家安全带来了诸多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垃圾邮件、路由劫持、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和勒索软件攻击等恶意网络活动与日俱增,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二是数字空间成为国家间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甚至成为国家间冲突时的主要攻击目标,数字空间的无序状态加剧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三是颠覆性技术理论不完善或技术本身存在安全缺陷,新技术的 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访问时间:2022年12月8日。 ②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 12/content_5667817.htm,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2日。 快速创新和应用会引发潜在的安全风险。在此背景下,如何走出一条“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①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 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安全风险与创新发展相伴相生。为规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安全外部性,很多数字经济治理问题(如数据治理和平台治理)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对数字经济进行治理需要兼顾发展和安全两方面目标。因此,数字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发展和安全的平衡。在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的差异,各国在选择发展和安全的最优平衡时也存在明显分歧,这是导致当今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全球治理赤字的主要原因。本文聚焦数字经济治理议题,基于发展—安全的分析框架比较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绩效,对不同情景下的全球总体福利水平进行排序,进而提出了实现全球福利最大化的数字经济治理路径。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外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就如何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平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增长理论,重视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把数据视为新的生产要素。例如,丛林(LinWilliamCong)等学者构建了包含数据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数据要素的运用可以有效提高创新效率,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此提出要积极推动数据要素的流动、交易和共享等政策主张。Ⓒ徐翔和赵墨非分析了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使用理论模型和数据模拟证明数据资本积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提出要对内加快布局与数据资本相关的基础设施、对外积极开展跨国数据资本合作。③黄群慧等发现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错配以及促进创新等渠道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认为中国应大力发展互联网技术并实现“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④张勋等聚焦数字金融领域,认为数字金融 ①《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0日。 ⒸLinWilliamCong,DanxiaXieandLongtianZhang,“KnowledgeAccumulation,Privacy,andGrowthin aDataEconomy,”ManagementScience,Vol.67,No.10,2021,pp.6480-6492. ③徐翔、赵墨非:《数据资本与经济增长路径》,载《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第38—54页。 ④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载《中国工业经 济》,2019年第8期,第5—23页。 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特别是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因此提出要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其在创业、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作用。①总的来说,这类研究大多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的拓展,对数字经济治理的讨论往往聚焦于政府如何通过增加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数据共享和鼓励竞争创新等方式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层面,对如何规制和解决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潜在安全风险并未予以足够重视。 第二类研究从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监管理论出发,围绕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问题,讨论和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监管规则设计。例如,有学者认为以平台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并产生了新的垄断。Ⓒ让-夏尔·罗歇(Jean-CharlesRochet)等提出平台经济具有交叉网络正效应,平台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平台的垄断不一定会损害社会福利。Ⓒ王勇等提出了平台分层理论,认为最优的监管策略是要求平台企业增加分层数目和优化平台市场的分层设计。④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和平台企业都是重要的监管主体,公共监管和私人监管并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从监管激励角度来看,适中的强度能够最优地协调政府和平台的监管力度。⑤江小涓和黄颖轩认为,大型数字平台依托其数字技术优势带来了“大而管不了”的问题,监管机制也应与时俱进,需要重点推进合规监管、分类监管、技术监管、均衡监管、价值导向监管和敏捷监管。⑥陈伟光和钟列炀认为,传统治理机制难以适应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与对象都将趋于多元化,构建统一、包容、共享、互惠的新秩序应当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理想目标。⑦孙晋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动态竞争、跨界经营、网络效应和寡头竞争等特征,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是进行监管创新,推进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公平公正监管、协同整体监管、激励性监管、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⑧杨东提出,应本着鼓励创新和保护隐私 ①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载《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第 71—86页。 ⒸAlexMoazedandNicholasL.Johnson,ModernMonopolies:WhatItTakestoDominatethe21stCentury Economy,NewYork:St.MartinsPress,2016. ⒸJean-CharlesRochetandJeanTirole,“PlatformCompetitioninTwo-SidedMarkets,”JournaloftheEu- 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Vol.1,No.4,2003,pp.990-1029. ④王勇、吕毅韬、唐天泽、谢丹夏:《平台市场的最优分层设计》,载《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第144—159页。 ⑤王勇、刘航、冯骅:《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