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中国学派”理论争鸣2023年第2期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徐进 摘要：国际关系学要想在中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学术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国际主客观因素叠加生成了复杂的现实问题，产生了迫切的现实需求。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日益丰富的话语体系。新中国外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一方面要追求学术性和原创性，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一题五观”来概括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一题”是指一个核心研究主题，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五观”是指时代观、国家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建设观。“一题五观”这个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学术性和高度集成性，可以涵盖众多的国际问题重要研究领域，可以生成更多的重要研究问题。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内生动力核心主题知识来源学科框架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23)02–0022–20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指导其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滋养其发展的主要是中体西用的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要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要想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内生动力与学术基础。①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能不能回应时代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各种要求，学术 ①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以及其他应用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但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所称的学术基础主要是指学理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影响。 2023年第2期 基础的形成是指能不能利用我们已有的知识资源，找到理论建设的核心主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国际关系学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时期需要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动态演化的社会科学。目前，国际关系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既突显了现有理论有效供给的不足，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空间。 一、内生动力 习近平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②时代要求的确是学术发展最强大最深厚的外生动力。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国际社会的“四化”趋势，全球治理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稳致远，这些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叠加生成了复杂的现实问题，产生了迫切的现实需求。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 （一）构筑中国崛起的解释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以及中美实力差距的实质性缩小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最本质的含义。因此，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并预测未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趋势是当前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话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根据自身历史记忆与理论遗产，将中国纳入“崛起国对抗守成国”的理论框架，并极力渲染“修昔底德陷阱”等悲剧性假说。大量西方学者不管其自身的理论倾向如何，不管采取哪种解释逻辑，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立场都是大致相同的，即不欢迎中国的崛起，并呼吁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他们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并搜寻各类历史材料意图证实他们所谓的“现状”（美国的霸权地位）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而不会去认真探讨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与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23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略。①因此，研究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与相应战略的工作就自然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肩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构筑中国崛起的解释范式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较大程度甚至是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建设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放在一边，彻底另起炉灶，而是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博采中西之长，以科学的方式创新出一套新的解释范式。 （二）推动外交事业进步的客观要求 政府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需求方和消费者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于对外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认识和要求不断提高，而决策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将政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学理性之上。由此可知，中国政府在制订和实践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指导。虽然，国际关系学研究和外交工作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视之，但两者有交叉之处，可以相互促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不一定需要精通国际关系学，但有必要了解一些国际关系学的原理和概念，特别是那些中国原创性的原理和概念，以便他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和执行政策。近四十年以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不断取得伟大的成就，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外交人员实践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基础。 （三）培育社会各界国际观的基本视野 国际关系学本来是一门庙堂学问，其传统上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关系，研究者是大学教授或专业智库研究人员，消费者是政府部门。随着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际社会与国内各界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合作力度前所未有，中国面对的国际事务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昔日的“庙堂之学”逐渐下移至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和公司企业也有了学习和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兴趣和必要性，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另一个需求方和消费者。 随着交通工具、通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 ①绝不能断言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反对中国崛起，一些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倾向的学者并不反对中国崛起。比如，乔万尼·阿瑞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萨米尔·阿明：《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第63–72页。在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者中，康灿雄等少数人对中国崛起持谨慎乐观态度。比如DavidKang,ChinaRising:Peace,PowerandOrderinEastAsia,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7。2021年12月17日，在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康灿雄与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米尔斯海默进行辩论，明确表示反对遏制中国。关于此次会议的情况，请参见https://www.guancha.cn/MiErSiHaiMo/2022_01_09_621561.shtml。 24 2023年第2期 大范围普及，国际关系已不再是政府垄断的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政治家和外交官才关心的国家大事，而且成为民众关注的日常事务。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和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两种趋势相互交织，使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就连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国民和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也无法回避。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抬升，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其赖以生存的岛屿就会被海水淹没。小岛国民众和爱斯基摩人现已成为旨在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支持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迅速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差距，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些事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国人需要树立自己的国际观。但问题在于，虽然人们随时可以从各类媒体上了解到最新的国际时事动态，但要想对事件的真伪、趋势、影响和原因做出判断，则需要掌握一定的国际关系学常识。虽然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扎下根来，各类国际关系学的教科书供给充足，但我们仍然缺少讲述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的著作。或许不少中国民众听说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概念，但要想正确运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和审视国际事态的发展，要想把这些概念系统化地串连起来以形成自己的国际观，深入浅出地论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要做的事。 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和政治这两个以前相对分离的领域日益融合在一起。当前，不仅是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而且经济领域的微观主体企业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融合所带来的影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正在强烈冲击着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对它们的企业绩效、发展战略和市场方向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自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多家企业，包括中兴、华为、字节跳动，都感受到国际政治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是单个企业能够自行承担和消化的，它们必须与本国政府以及外国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据悉，华为等公司已经设有专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部门，招聘了不少国际关系专业人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世界各国都想尽快从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困难中解脱出来，但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供应链安全问题。供应链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在疫情背景下，它被高度政治化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供应链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全球配置的，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现在都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供应链的安全，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缩短供应链或使供应链本土化。各国政府有意重新配置供应链将影响到链条上的多个企业，包括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不管中国的企业如何应对这一趋势，一定程度的国际关系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另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大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 25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陌生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环境中打拼，生存、扎根和发展决非易事，了解驻在国的国情，了解中国与驻在国的关系，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助于这些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总之，中国的企业不是在单纯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拼搏，而是在一个经济与政治高度融合的国际环境中奋斗。 二、学术基础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比较完整的学术体系，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渐进成长的话语体系。①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外交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努力是力图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登得更高、望得更远。 （一）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成果 自2010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理论创新阶段，出现了一些标志性成果，阎学通、秦亚青、唐世平等学者的原创性成果分别在世界顶级学术出版平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际主流学界开始承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自主理论创新能力。另外，上海一批学者提出的“共生理论”也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不小的发展潜力。 1.道义现实主义 从2005年开始，阎学通发起并率领一批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②2012年初，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University）的张锋博士发表长篇学术评论文章，将阎学通及其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定名为“清华路径”（TsinghuaApproach）。Ⓒ2015年，阎学通出版了名为《世界权力的转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