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父辈住房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初职获得？

父辈住房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初职获得？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于皓方长春 摘要：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分析表明，父辈住房差异对青年初职获得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相比农村自有住房，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会显著提升子代的初职获得；父辈住房资产越高（以住房资产划分的住房阶层越高），子代的初职地位越高；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不但直接影响着子代的初职获得，而且能够改善父辈住房劣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差异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也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化。在青年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背景下，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来促进青年就业，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关键词：住房差异；青年就业；初职获得 一、问题的提出 房地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改善了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但基于住房的利益分化日益凸显，并影响着不同人群的客观行为和生活际遇。对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来说，就业机会往往更多地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而大中城市高昂的房价和房租可能成为他们初职获得和职业流动的屏障。与之相对，如果父辈在城市拥有住房，其子代可能因住房的便利性而获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父辈住房差异作为先赋性资源会影响子代的利益分化乃至社会流动［1］。换言之，父辈的住房条件可能对子代的初职获得具有影响，且在住房差异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基于职业的利益分化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国际贸易形势变动，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青年就业难的问题越发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7月我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19.9%，而2023年4月突破20%，达到了20.4%。在青年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的规模也在逐年增加。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 而2023年则增长至1158万人。在此背景下，关注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对于理解住房与就业关系，解决住房和就业两大民生问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外学界已经注意到住房差异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关住房如何影响就业的议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2］。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界有关住房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解释住房差异，而对住房差异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住房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带来其他形态的社会差异则关注不足。虽然住房差异对个体生活机遇产生的影响在近年来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住房差异对人们主观感受的影响，缺少其对个体客观行为和生活状况的讨论，尤其是缺少对就业影响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以住房为切入点，并将研究问题聚焦于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以扩展住房不平等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住房不平等如何导致或再生产其他类型社会差异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逻辑 1.住房：社会分层的“因”与“果” 主流的社会分层研究往往基于职业（劳动力市 场）的先赋和自致因素探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缺少对劳动力市场以外视角的关注。雷克斯与摩尔依据获取住房资源的不同途径对个体所处的阶层进行划分，提出了住房阶级理论［3］。该理论将住房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相结合，强调住房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重要性，是推进住房与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视角。自此，西方学界围绕住房能否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对者认为“住房阶级”并不能构成阶级，它不过是一个地位团体［4］，拥有住房只是消费的结果，而阶级位置并不会因个人消费模式的改变而变化［5］。为了回应批判者对住房阶级理论的质疑，桑德斯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住房阶级理论的分析框架。受韦伯社会分层思想的影响，桑德斯认为住房财富的增加使个体获得了更多的生活机会，在消费层面导致群体的分化，进而影响其阶级关系［6］。换言之，住房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7］［8］。 总结当前涉及住房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住房差异（住房阶层）不只是社会分层或者说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其还可以成为社会分层的“因”。住房甚至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个体的客观行为和生活状态［9］［10］，从而导致新的利益分化。有关住房差异与职业流动关系的研究即表明这一社会分层或者说社会差异形成之“因”的存在［11］［12］。奥斯瓦尔德较早关注了住房对就业的影响［13］。在他看来，住房自有率的增加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原因在于产权住房的交易成本高昂，周期较长，因而拥有产权住房的个体职业流动性较差，更容易失业。学者们围绕奥斯瓦尔德的观点开展了一系列经验研究，并得出了不相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基于微观数据发现，相比租房者而言，住房产权与住房资产会阻碍个体的职业流动，导致失业率上升［14］［15］。另一些研究在控制了宏观层面的经济因素后，则得出了与奥斯瓦尔德观点相悖的结论［16］［17］。还有学者考虑了个体层次的异质性，发现住房自有率对失业率的影响会因住房所有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和家庭背景等的差异而不同［18］［19］。虽然这些学者尚未达成共识，但都对社会分层研究具有突出的意义。上述研究不仅关注了住房差异对个体客观行为和生活状况的影响，而且也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即住房差异不只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分层结果，住房本身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 尽管奥斯瓦尔德的研究及相关讨论有助于重新理解住房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 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以住房产权作为职业分层的解释变量可能并不合适。由于个体的购房能力和住房资产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职业地位，因而基于住房资产的财富差异相比住房产权更可能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其次，相关研究往往存在较强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譬如，相比租客，住房所有者平均而言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已婚居多，而这些因素本身就限制了其职业流动。最后，相关研究较多关注住房对职业流动的影响，而忽视了住房差异对个体职业获得的重要性。本文以父辈的住房差异解释子代的职业分层，试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克服奥斯瓦尔德等学者相关研究的缺陷。 与西方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学界有关住房差异与职业流动和职业获得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一方面，当前国内的住房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释住房差异的成因，譬如，围绕人力资本［20］［21］［22］、地理空间［23］［24］、体制和户籍分割［25］［26］［27］、住房制度和住房模式等因素分析住房不平等的形成原因［28］［29］。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学者开始将住房差异作为解释变量并探讨住房对其他形式利益分化的影响，但相关研究重点在于讨论住房差异对个体政治参与或阶层认同等“主观”方面的影响［30］［31］［32］［33］，较少关注由住房差异引发的客观层面的影响。具体到住房差异与就业的相关议题，尽管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住房差异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住房对劳动力供给［34］［35］、就业类型［36］、就业稳定性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37］［38］，但相关研究并未涉及就业问题相对突出的青年群体。不同于上述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于青年群体，考察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并据此讨论住房差异作为社会分层之原因以及住房差异对其他类型利益分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2.住房：初职获得的先赋因素 住房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影响个体的客观行为和生活状况，父辈的住房条件作为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对子代的初职获得产生影响。一方面，父辈住房通过地理空间的“黏滞性”左右子代就业机会的获取，进而影响其初职地位的获得。大城市因其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而对青年具有较大吸引力，但不断攀升的房价和房租成为阻碍外来青年融入城市获取就业机会的屏障。正如已有研究所言，住房已然成为一种排斥机制，将部分青年和城市外来移民排斥在特定的职业和生活机会之外［39］。在此背景下，如果父辈在大城市拥有住房，其子代在职 业获得和流动方面相比其他青年将更具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加剧了城乡居民的住房差异，住房的城乡差异又会作用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譬如青年群体的职业获得。拥有城镇住房往往意味着家庭成员能够分享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例如教育、就业、医疗乃至养老等方面的便捷。与之相对，缺少城镇住房的农村居民则难以分享这种红利。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城镇住房已经成为一种“凭证”，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40］。对青年群体而言，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直接关系到其就业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多寡。在这一背景下，住房的空间黏滞性或因城乡的非均衡发展而拉大，进而导致青年初职获得的差异。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青年初职地位获得因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而不同，与农村自有住房相比，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子代其初职地位更高。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与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的产权住房自有率显著提升。已有研究指出，201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产权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80%，仅以产权作为住房差异的衡量将难以准确把握住房的利益分化［41］。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大幅提升，据学者测算，2012年住房资产占居民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多达70%［42］，随着产权住房自有率的上升和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基于住房资产的利益分化将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父辈住房的资产差异也将成为影响子代初职获得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住房资产的继承可降低子代的购房投入，并使其将更多的资源转化为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初职地位；另一方面，父辈住房资产还会影响子代的空间流动能力，而空间流动往往伴随着就业机会获取和生活际遇改善。父辈持有的住房资产越高，其通过房产变现而助力子代空间流动的能力越强，子代的就业机会和途径就越多，其初职获得可能性越高。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父辈住房资产会影响子代的初职获得，父辈住房资产越高，子代初职地位越高。 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强调个体的自致因素在其地位获得过程中的重要性［43］。围绕布劳-邓肯模型以及后来的修正模型，国内众多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减弱［44］，而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的影响则逐渐增强［45］，甚至完全中介了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46］。依据该逻辑，父辈住房条件作为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可能受子代教育 的调节。一方面，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个体的职业获得［47］，因而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职业地位也相应越高；另一方面，父辈的住房条件通常以间接方式对子代初职产生影响，即通过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以使其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依据地位获得的相关研究发现，如果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影响减弱，而个体教育的作用不断增强，那么对于父辈住房条件较差的子代，教育程度的提升仍可以改善其初职获得，而对学历层次较高的青年，父辈的住房差异可能并不会显著影响其初职获得。换言之，子代的教育不仅对初职获得具有直接的正向效应，而且可以改善父辈住房劣势对初职获得的不利影响。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子代的教育对其初职获得具有正向影响，无论父辈住房条件优劣，子代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初职地位越高。 三、研究设计 1.数据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2、2014、2016以及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和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考察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我们以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父辈住房状况作为解释变量，而以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初职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父辈住房的相关信息在时间上先于子代的初职信息，这一处理方式可以有效规避前文提及的同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首先筛选出各调查年份中年龄低于35岁的未成年观测和成年但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观测作为分析样本。然后向后续年份的数据匹配样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初职信息，在删除缺失数据后每个样本仅保留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