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视角下的大学生慢就业：基于北京某高校的质性研究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视角下的大学生慢就业 —基于北京某高校的质性研究 □黎娟娟黎文华 摘要：通过对首都某高校某文科专业本科生的质性研究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的慢就业选择。主要表现为以社会意义为主的外在价值让位于以个人自主和个人发展为主的内在价值，同时将经济报酬视为给定前提。经济社会发展使得物质基础增加、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网络媒体的价值引导、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是大学生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成因。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会延续大学生慢就业，进而加剧青年就业难；增加职业认知偏差，导致大学生与社会的脱节；加重焦虑情绪，助推大学生的消极心态；减缓就业能力提升，降低大学生职业韧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大学生；慢就业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几年来，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大学生就业中的“慢就业”问题日益引人关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创历史新高。至2022年4月，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仅一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自由职业（18.6%）、慢就业（15.9%）比例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1］。 慢就业往往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后初职获取时间而言的，指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以游历游学、继续深造、反复备考、尝试创业、等待就业等各种方式暂时不就业的情况［2］，慢就业的缓冲期一般为半年到两年［3］。有学者将慢就业分为积极慢就业和消极慢就业，前者指就业者对就业质量要求高，通过继续学习以便增加个人就业优势，或者考察就业市场以便精准选择就业类型，而后者则是不积极适应社会的表现，对职场采 取观望、等待，甚至害怕、逃避的态度［4］。既有研究对慢就业成因的分析可归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宏观方面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影响、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如新冠疫情带来的就业岗位减少、就业岗位的供需矛盾等因素［5］［6］［7］；中观方面主要分析家庭和学校两个因素，如高校教育扩招带来的就业形势严峻、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不合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高校职业规划教育缺失、高校就业指导不足等，家庭因素则主要是指家庭社会资本的支持导致的大学生对于家庭的依赖［8］［9］；微观方面则主要关注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能力、角色认同、就业期待、从众心理、就业心态等因素的影响［10］［11］［12］。 价值观念是影响和塑造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行为的动机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价值观对就业的影响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有研究通过实证调查，证明专业、学校性质等因素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各因子的影响差异显著，专业承诺在职业价值观和就业力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13］。有学者通过对上海市青年的调查发现，当前青年求职心态较为平和，传统 就业观念仍占主流，啃老或当全职太太（先生）现象有增长趋势，跳槽现象较为普遍，青年创业意愿有所提高，青年职业观念与生活环境、职业发展前景、进取精神等密切相关［14］。有学者通过对浙江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时“发展”因素与“保健”因素并重，普遍轻视职业本身声望地位因素，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确的就业观［15］。价值观作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认知和态度的体现，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既有研究中，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慢就业选择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宏观因素和中观因素的影响，最终都需要通过微观因素起作用，即通过大学生价值观念才能起作用。因此，本文聚焦于从价值观的层面来分析大学生慢就业问题。 一、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及分类 本文基于对北京某高校某人文社科专业14名选择慢就业本科毕业生进行调查分析，对每位被调查同学进行了不低于30分钟的访谈，了解学生选择慢就业的动机、心路历程等。由于学生就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研究中，通过持续跟踪学生的就业动态，了解学生择业的全过程。虽然学生样本数量较少，但由于学生的构成、学生的慢就业选择并不相同，学生生源地的多样化，也使得本案例的研究对于当前大学生慢就业问题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数据收集 从学校所在的地区来看，北京作为高等院校数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双一流”高校云集，加之北京户口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北京地区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该校为北京市属高校，70%的学生为北京生源，在其余30%的非北京生源中，主要分布于广西、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和河北、东北等环京区域。事实上，由于北京生源的学生占比较高，在北京就业不需要考虑户口因素，在本科生就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从生源地的经济差异来看，所调查学生中既包括北京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也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从专业来看，由于专业的综合性较强，就业选择面相对较宽，可以考虑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种部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此专业的学生选择就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学生的构成和就业选择来看，在14名选择慢就 业的学生中（如表1所示），其中有3名（同学10，同学13，同学14）为2021届本科生，其余11名为2022届本科生，占该班级当年毕业本科生总数的37%（30名学生中，17名学生升学，2名学生就业，11名选择慢就业）。从学生的就业选择来看，2021届毕业的3名本科生中，同学10经历了首次考研失败、尝试找工作、二次考研失败、全力找工作后，于2022年9月实现就业。同学13在申请留学失败、浅尝找工作、再次申请留学之后，于2022年9月成功入学。同学14在二次考研失败、浅尝找工作失败后，决定三次考研。2022届毕业的学生中，仅同学8暂时无就业打算，同学2申请留学，其余同学全部都准备考研，同学5在参军未果后准备继续考研，同学9和同学11在浅尝试找工作之后，决定二次考研，同学12坚决考公务员。 表1选择慢就业学生的基本情况 编号 性别 求职情况 社会实习经历 生源地 慢就业类型 1 男 二次考研 无 北京 理想求学型 2 男 申请留学 有 北京 3 女 二次考研 有 北京 兴趣导向型 4 男 二次考研 无 北京 能力提升型 5 女 报名参军/二次考研 无 贵州 6 女 二次考研 有 北京 7 女 二次考研 无 广西 8 女 暂不准备就业 无 北京 消极回避型 9 女 找工作/二次考研 有 甘肃 挫折退让型 10 女 找工作/二次考研 有 北京 11 女 找工作/二次考研 有 辽宁 理想机会型 12 女 考公务员 无 云南 13 女 申请留学 有 贵州 14 男 找工作/三次考研 无 北京 2.类型划分 笔者根据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就业选择的原因，将学生中的慢就业情况分为如下几类。 （1）理想求学型。即选择继续升学不是为了学历 提升，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在乎二次考研的结果与否，就是要坚持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如同学1说：“我现在还年轻，不用考虑工作的事。二战失败，我就三战、四战，工作的事不着急”。同学2说：“家人有不同的想法，但看到我那么认真地在准备，还是选择支持。我就是喜欢这个专业，想以后继续做研究”。 （2）兴趣导向型。即本科专业不是自己的兴趣所致，希望能够沿着自己的兴趣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继续求学。如同学3在2022年跨专业跨院校考研中未成功，选择继续坚持该考研方向，同学3的理由是：“我觉得疫情时代怎么过都不好过，那还不如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过。如果成功了皆大欢喜，如果失败了可能会去考编”。 （3）能力提升型。即主要认为本科没有学到东西，能力不够胜任理想的工作，希望通过考研提升能力，将能力提升之后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如同学5说：“我觉得学文科的就业面有点窄，感觉很多工作岗位都是任意一个人都可以替代的。想找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和薪资又比较合适稳定，家里也满意的工作不容易。所以不太想很早去工作，就想去当兵，继续读书沉淀自己，锻炼自己，才能有更好的机会”。 （4）消极回避型。即回避找工作，不认为找工作是毕业之后的必选项。如同学8说：“没有太考虑就业的事。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二战考研或考公务员……也可能隐居……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着急”。 （5）挫折退让型。即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因为受到挫折，进而选择继续考研，希望通过升学能够带来更多的选择。如同学9表示：“家境不允许我专职备考二战考研，所以准备先找工作……试过两份工作，都觉得不合适。第一份是一个销售公司的HRBP的工作（签实习协议），每天通勤时间太长，来回近3个小时，当天晚上报数据，我现在（晚上快九点）还在上报数据，我快疯了。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想找个清闲的文员工作，可以边工作边考研。第二次找到一个小公司的人力资源的工作（也是先实习），这个公司太小，感觉要倒闭了。我给公司招保安，保安工资一个月6000，自己作为大学生一个月3000。读书真的无用吗？于是决定二次考研”。 （6）理想机会型。即期待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为此可以多一些等待时间。如同学11：“如果没有户 口，工资也不高，那我去干嘛啊，还不如考研，考上研，以后去当个体育老师（体育特长生）也挺好的”。而同学12的理想工作就是考公务员：“今年家乡公务员考试差了一点，马上也要国考了，现在备考国考，看了学校的机会，私立学校在犹豫签不签约”。同学13因为申请留学失败，便开始找工作，主要是考公务员，考教师编制，在毕业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尝试过各种公办教师编制，不考虑企业和民办学校：“我们家在贵州这种小地方，没有什么好的企业。民办学校不太稳定，家人觉得不太合适，同时也继续准备留学申请（现在已经成功申请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分校研究生）”。 本文将14名同学的慢就业选择归为六种不同的类型。虽然每种类型的选择和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再急于找工作，或者是因为个人理想和兴趣，或者是希望继续提升能力，或者是等待理想工作机会。工作不再是毕业之后就必须落实的急迫事项，找工作可以顺其自然，直到达到自己满意的状态。在考虑就业选择时，学生虽有提及近几年就业压力大，考研考公成功率低，但并不影响自己的就业选择。学生多从自己理想的工作状态进行就业选择，客观的就业压力并未转化为需要急切找工作的生存压力。对于学生而言，通过“毕业即工作”解决生存问题的需求已经让位于“通过慢慢择业，找到理想工作”的自我发展需求。这些学生的慢就业状态，表现出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倾向。 慢就业中的表现 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大学生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及其合作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英格尔哈特最早在分析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运动中提出后物质主义概念［16］，指出西方可能正在经历价值观的代际迁移，即从将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需要视为优先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更注意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自我表达优先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17］。此后英格尔哈特通过长期的跨国实证研究，确定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工业社会的广泛存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根据匮乏假设，个人的优先目标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环境，人们对那些相对供应不足 的事物给予最高的主观价值。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原则是匮乏假设的前提，即人们对于自我实现需求的关注，是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后。社会化假设指出经济社会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即时性调整的关系，而是会产生显著的时间滞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了他未成年时期的主流环境状况［18］。匮乏假设揭示，繁荣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社会化假设揭示，个人或社会的价值观不会一夜之间转变，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虽然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但他同时指出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意义深远，它是朝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中的一部分，这涉及政治、工作、家庭生活、宗教和性行为的取向的转变［19］。在工作方面，后物质主义的工作动机是由物质主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