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

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 ——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 朱民、斯特恩（NicholasStern）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刘世锦、张永生、李俊峰、赫本（CameronHepburn） * 2023年2月 *作者团队还包括谢春萍、克拉克（AlexClark）和彭道菊。谢春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高级政策研究员（c.xie6@lse.ac.uk）;克拉克（AlexClark），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alex.clark@smithschool.ox.ac.uk）;彭道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pengdaoju@cueb.edu.cn)。 关于作者 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前院长（zhumin@pbc.gov.cn） 斯特恩（NicholasStern），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所长（GranthamResearchInstitute）、教授（N.Stern@lse.ac.uk）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es322@columbia.edu）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研究员 （liusj131@vip.sina.com） 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ys_zhang@cass.org.cn）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bonn2008@126.com）、研究员 赫本（CameronHepburn），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院长（SmithSchoolofEnterpriseandtheEnvironment）、教授（cameron.hepburn@smithschool.ox.ac.uk） 致谢 朱民感谢能源基金会项目（项目号：G-2109-33290）和清华大学的支持。部分成果由朱民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期间取得。张永生感谢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项目的支持。感谢潘柳、李长泰、巩冰提供的助研帮助；感谢研讨会上专家柴麒敏、陈诗一、高世楫、何建坤、何大勇、黄乐平、李善同、刘俏、王一鸣、徐华清、薛其坤、曾刚、张希良、祝宝良、邹骥（以姓氏拼音排序），以及徐江旻、禹湘、董亚宁的评论；感谢丁羽茜在项目协调和管理上的帮助。本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代表作者的观点，未必代表作者单位或资助者的观点。作者单位和资助者并不保证本书引用数据的准确性。 报告概述 中国政府2020年９月宣布的“双碳”承诺，向世界宣告了中国进行绿色转型的决心和雄心。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范式开始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范式的兴起。这一新发展范式，将创造人类新的现代化模式，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可持续的绿色繁荣。本报告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旧有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性，揭示绿色发展范式在发展目的、发展内容、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普适性上，是对传统发展范式的一次深刻革命。报告在新的绿色发展范式框架下,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价值理论、财富的内涵和测度,以及个人和集体行为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范式下碳中和转型的政策原则，构建了新发展范式转变对于重塑中国重要经济部门和系统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义，并讨论了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金融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保障，以及如何实现协调和平衡的转型。本报告同时提出中国如何引领世界碳中和治理机制建设，以及同世界实现绿色合作共赢的机遇和政策。 一、引言 工业革命后，以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拉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序幕。这种基于工业化的传统发展范式，带来物质生产力的飞跃，提高了人均产出和收入，取得了以传统指标衡量的巨大经济成功。但是，由于这种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其对高碳能源和材料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及对物质资本的严重依赖，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全球气候变化风险、自然资本和生态恢复力的枯竭，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现代化悖论”。传统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严峻挑战。 由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其面临的挑战尤其明显。中国虽然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受益者，但是这种传统发展范式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得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的巨大挑战。中国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四十年发展奇迹，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动能。例如，1970年代后期对农业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重大改革，1980年代对创业、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给予支持，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出口导向型制造模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之后的增长动能则转向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这些增长动能更多的还是传统发展范式的延续，侧重于狭隘的产出概念（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无法以此建立基于福祉的可持续长期发展路径，也无法满足构建中国新发展阶段下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在未来几十年，这些传统动能都无法继续推动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新的发展动能必须以可持续、有弹性和包容的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双碳”承诺，既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以碳中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选择。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会议，将“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为中国今后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简单地学习和追赶西方现代化，而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这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碳中和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意味着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宣布，推动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碳中和共识与行动。目前已有超过130个国家以各种方式承诺碳中和1。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范式在全球范围的不可持续，以及一个新的绿色发展范式的兴起。一个能够纳入内生化自然资本收益、基于福祉的新发展范式，将不仅造福中国，也对世界其他地区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能够以新的发展范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经验必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详见https://zerotracker.net。 本报告旨在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揭示碳中和远不只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术问题，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全面和深刻的发展范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中国2060碳中和战略的政策框架，并揭示发展范式转变如何体现在各个领域和部门，以及体现在宏观政策框架中。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报告揭示为什么碳中和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发展范式转变；第三部分讨论在新绿色发展范式下中国碳中和转型政策的基本原则；第四部分讨论这种发展范式转变对于重塑中国经济体系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义，包括能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农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第五部分讨论如何为转型提供体制、金融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支撑体系，以及如何实现协调和平衡的转型；第六部分提出中国如何推动建立有效的全球碳中和治理机制，以及如何与世界实现绿色共赢。 二、绿色发展新范式 （一）碳中和催生新发展范式和新发展理论 碳中和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范式的颠覆性变革。目前全球面临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实质是传统发展范式和传统现代化的危机。传统的现代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以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为标准。但是，这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模式，却面临着现代化悖论。人们为追求物质消费而过度掠夺自然，导致了严重和广泛的环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丧失。这又反过来削弱了气候系统的恢复力，削弱了社会稳定，造成进一步退化的风险。这种发展范式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人类健康和不平等的持续压力，削弱社会凝聚力(Stiglitz,2013;CaseandDeaton,2020)，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也并未带来福祉的相应提高（Easterlin,1974,2013;Stiglitz,2013;Piketty,2014;Deaton,2015）。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环境等多维度看，目前所谓“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均不具有可持续性（UNEP,2020）。 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发展理论使用GDP这一狭隘的产出衡量标准，将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夸大了物质商品和市场化服务的消费对福祉的作用，未充分考虑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环境方面的机会成本和收益，也未能正确阐述或理解传统发展范式对环境施加的不可持续压力，以及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的威胁（Stiglitz,2020）。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环境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但更多地将环境挑战视为外部性问题，在技术进步的研究框架下采用传统工具和政策对其加以管理(Nordhaus,2019)。但是，碳中和不是一个简单的外部性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术进步问题，而是一个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问题。由于不可持续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的内在局限，简单地将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也就难以解决目前的全球环境危机（张永生，2021;Stern,Stiglitz,andTaylor,2022）。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可持续危机出发，对工业革命以来被奉为圭臬一些基本发展概念进行重新反思和定义，即重新思考和定义发展 的目的、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全球普适性。 第一，为什么发展。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祉。但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却将追逐资本增值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而非作为发展的手段（Weber,1961;RichinsandDawson,1992）。该发展范式以GDP为中心，而GDP只是用来衡量商品和服务市场价值的手段，无法衡量社会福祉，也不是发展的目的(Stiglitz,2020)。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发展目的与手段的背离。如果个人的福祉同时取决于物质消费以外的因素，或他们的偏好随时间而变化，那么一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化价值的增长，就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福祉的改善，甚至还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这就需要将发展目标从标准经济模型中固定偏好下的最大化产出（以GDP衡量，消费和收入的来源），转变为更广泛地思考福祉的含义，并多维地理解幸福感。这些思考理解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Stiglitz,Fitoussi,andDurand,2018）。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基本的价值理论并重构效用函数以反映偏好的变化，以体现“超越GDP”的基于福祉的价值观念。这个过程将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偏好和行为的理解，并最终影响“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 第二，发展什么。不同的发展目的决定着不同的发展内容。传统发展范式建立在物质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又不限于狭义的物质需求，同时人类的幸福感也并不总是随着物质商品消费的增加而增加(Easterlin,1974;2013;FreyandStutzer,2002,2013)。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就必然带来“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 （Stiglitz,2013;Piketty,2014;Deaton,2015）。因此，新的发展内容必须包括物质以及非物质产出，涵盖环境质量、健康、社会和谐等多个维度需求(Stiglitz,Fitoussi,andDurand，2018)。这些需求要由新的发展内容来满足。同时，还需要引入广泛的激励措施和政策,以反映对价值的最新理解，并转变生产和消费系统。更进一步，必须以成本、收益、最优和福祉的不同定义以及对发展的不同理解为基础，来决定什么资源是有价值的，什么商业模式可以最好地利用和增长这种价值，最终重塑整个经济体系。 第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