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蒋芳菲 内容提要：文章将“信任赤字”定义为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并尝试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差异，从而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认为，不同程度的“信任赤字”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阶段，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以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等耦合性因素所引起的“叠加效应”。 关键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信任赤字”信任需求信任供给 作者简介：蒋芳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种种困境，主要成员①之间的相互猜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ＪＺＤ０４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课题项目“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信任问题研究”（ＹＹＺＸ２０１９００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本文中，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成员一般特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１０＋３）。考虑到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特殊而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利益纠葛，本文将美国界定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特殊的“域外成员”。本文部分内容还会涉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成员。 《当代亚太》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６４～９７页。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６４—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忌、防范、隔阂和误解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信任赤字”已成为影响东亚地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要障碍之 一。①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的致辞中指出，日益突出的“信任赤字”是当今国际社会亟须破解的“四大赤字”之一。② 然而，究竟什么是“信任赤字”？为什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会面临日益严峻的“信任赤字”问题？遗憾的是，“信任赤字”虽被国内外学界、媒体界频频提及，也引起了国内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专门针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仍很不充分。既有研究不仅对“信任赤字”的理解较为模糊和混乱，对其原因的分析也比较片面和笼统，无法对上述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鉴于此，本文将对“信任赤字”的定义与成因展开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尝试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对权重，从而试图为破解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二、文献综述 （一）学界关于“信任赤字”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社会科学领域针对信任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随后迅速扩展到组织管理学、政 治学等其他学科，并于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入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然而，尽管信任问题引起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但不同学科对信任的定义、内涵、功能、来源、变化，及其与合作／冲突之间关系等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①Ｋｕｉｋ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ｎｄｏｒａ’ｓＪａｒ？Ｕ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Ｇｅｎ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ＮＦｏｒｕｍ，Ｊｕｌｙ２，２０１８；具天书：《东北亚共同体建设阻碍性因素及其超越———韩国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４０～１４３页；王玉主、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载《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１４页。 ②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 讲话》，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３／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７７０４６．ｈｔｍ。 —６５— □当代亚太 和阐释，①并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社会心理学以及综合／分析折中主义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②这既反映了信任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也充分凸显了既有研究中信任概念的“模糊化”与信任研究的“碎片化”等问题。③ 在信任问题这项庞大的研究议程中，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信任赤字”的关注与日俱增。但受到信任概念“模糊化”与信任研究“碎片化”的负面影响，既有研究对“信任赤字”的理解也十分模糊和混乱，兼具系统性与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信任赤字”至今尚无明确定义，遑论对其内涵、成因，以及解决方案的系统性理论阐释。 在既有研究中，国内外学界对“信任赤字”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信任赤字”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名不符实”的概念，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的最低水平是毫无信任，即信任度为零。零信任已经是信任的最低水平，不可能出现负数，那么“赤字”便无从说起。④二是将“信任赤字”理解为小国对大国、公众对政府，或受权者对掌权者猜忌、疑 ①关于信任的代表性定义与阐释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 Ｗｅ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１９７９；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ａｒｄｉｎ，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ＡｎｄｒｅｗＨ．Ｋｙｄｄ，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Ｍ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ＡａｒｏｎＭ．Ｈｏｆｆｍａｎ，“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ｕｓ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８，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３７５－４０１；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版；郑也夫：《信任论》，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５年版。 ②关于信任问题的主要研究路径参见ＺｈｏｕＹｉ，“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Ｃｉｔｙ，ＩｎＷｅｎｚｈｏｕ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８１，Ｎｏ．２２，２０１３，ｐｐ．４７６－４９８；曹德军：《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９期，第３８～５０页；王正：《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７年版。 ③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ＫｒａｍｅｒａｎｄＲｏｙＪ．Ｌｅｗｉｃｋｉ，“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２４５－２７７． ④ ７页。 阎学通：《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及其效果》，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４～ —６６—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虑、缺乏信任的状态。①三是将“信任赤字”理解为行为体之间“互信流失”“信任破裂”、相互猜忌与防范心理加深的表现。② 本文认为，这三种对“信任赤字”的理解都有一定偏差，且都存在将“信任赤字”与其他相关概念混为一谈的问题。其中，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认为“信任赤字”不具有自主性，甚至都不具有存在的意义，是因为它完全混淆了“信任赤字”与“互不信任”这两个相关却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互不信任的国家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信任赤字”，“信任赤字”的出现也不一定意味着国家之间毫无信任。另外，信任与不信任是一种相对概念，两者是一个连续谱上的变量，而不是常量。③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并不存在完全的信任或不信任，因此，“信任度为零”的说法也值得商榷。④ 第二种观点虽然承认“信任赤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它同样将这一概念片面地理解成了“不信任”或“信任缺失”的同义词，并存在将“信任赤字”常量化、常态化的问题。不仅如此，“信任赤字”并不都是因为权力不对称所引起，也不只存在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更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弱势方对强势方单向的不信任。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权力强势方对于“信任赤字”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权力弱势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双方的互动过程，因此也存在较大片面性。 第三种观点虽将“信任赤字”视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变量，但它只是简 ①Ｋｕｉｋ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ｎｄｏｒａ’ｓＪａｒ？Ｕ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Ｇｅｎ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ｒａｓｕｎＳｏｎｗａｌｋａｒ，“ＦｒｏｍＢｙ－ｌｉｎｅｔｏ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Ｔｒｕ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ｎＷｏｒｌ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Ｖｏｌ．２０，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６０－６３；ＭａｃｈａｅｌＤａｖｉｄＰｅｔｅｒ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ｉｎａＴｒｕ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１９９－２２３；ＳｏｎｕＴｒｉｖｅｄｉ，“Ｂｒｉ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ｅｅｋｌｙ，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５，Ａｐｒ１３，２０１３，ｐ．５． ②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ＫｒａｍｅｒａｎｄＲｏｙＪ．Ｌｅｗｉｃｋｉ，“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２４５－２７７；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ｓＴｒｕ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Ｐ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 ③刘毅：《国家崛起与信任状态：一项研究议程》，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４～ ３３页；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０页。 ④ＳｔｅｖｅＣｈａｎ，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ｎ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６；Ｄｉｅｇｏ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ＣａｎＷｅＴｒｕｓｔＴｒｕｓｔ？”，ｉｎＤｉｅｇｏ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ｅｄ．，Ｔｒｕｓｔ：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８，ｐｐ．２１３－２３７． —６７— □当代亚太 单地将“信任赤字”与“互信流失”“信任破裂”等概念等量齐观，这种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尽管互信流失或信任破裂可能引发行为体之间的“信任赤字”，但在行为体之间信任状态／程度不变，甚至信任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出现“信任赤字”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对“信任赤字”的内涵与成因等问题进行较具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