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李扬殷剑峰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等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储蓄率资金流量表收入分配 一、引言 中国的储蓄率明显地高于其他国家并且还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根据GDP的支出法统计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47∙9％不仅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①而且还比“六五”开端的1981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图1）。 中国的储蓄率之高及其持续时期之长固然令人困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为棘手。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面高储蓄率显然构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另外两个表现在需求面上的突出问题———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高顺差———的物质基础。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3∙4％比1981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则在同年达到了4∙5％的创纪录水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高投资如何令人担心亦无论巨额顺差引发的贸易摩擦如何让人不堪忍受在国内消费率未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须容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一点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需求管理的困境令我们不得不再次将分析的视野转向另一面即国民经济的供应方面。于是更细致地分析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团”并制定相应对策的关键之一。 ∗李扬、殷剑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邮箱：yjfifb＠cass．org．cn。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全文数据除非特别指明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 ①例如根据Louis（2005b）的统计2002年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的储蓄率分别为14∙3％、25∙5％、28∙3％和31％。 对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在总量层面上展开的。例如李扬和殷剑峰（2005a2005b）就曾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角度分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率问题。此类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化的一些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的影响从而指明中国当前的“三高”并不能简单地靠政策措施予以调整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在国 2007年第6期 图1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1978—2005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支出法GDP统计。 民经济中究竟是哪个部门在进行储蓄以及储蓄的动机是什么因而也就难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对于部门储蓄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进展例如臧旭恒（1994）、贺菊煌（2000）以及Modigliani和Cao（2004）等分别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储蓄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动进行了分析任若恩和覃筱（2006）则利用中国和美国两国的资金流量表对两国居民储蓄率的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是这些分析针对的是单个经济部门、尤其是中国的居民部门缺乏对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考察。 完整地考察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各个经济部门的储蓄变化同时依赖于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部门的储蓄倾向（参见下文）而不同部门的储蓄行为可能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都会对国民储蓄造成影响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储蓄率变化偏离仅基于居民部门的储蓄理论（例如持久收入假说）。例如Edwards（1995）曾经对36个国家的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发现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主要同人口结构、金融深化、养老保险等因素相关决定政府部门储蓄率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稳定性而私人部门储蓄和政府部门储蓄间的关系表现为后者上升对前者的挤出效应这些复杂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使得各国的储蓄率出现很大差异。 为了能够对经济体中各部门的储蓄行为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其最有利的工具就是资金流量表。对此王传纶教授（1980）、贝多广（1995）很早就详述了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方法但囿于当时数据的匮乏而没有展开具体分析。近些年随着统计数据的更新许多研究人员开始着手此项工作。例如许宪春（2002）、郭浩（2001）和Louis（2005a2005b）都依据当时可得到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对各个经济部门的储蓄和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由于Louis（2005a2005b）的数据最新其研究结论可能更具启示意义他发现：第一不仅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而且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也同样显著地高于其他国家；第二企业的储蓄率高是因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这使得企业保留利润迅速上升；第三政府之所以从事储蓄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资本转移”来支持国有企业发 展。 以往的诸多研究赋予我们很多启示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反映不同部门储蓄行为的部门储蓄倾向这两个关键点展开从而难以勾勒出一个总的图景。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个补充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其一中国的高储蓄率确实是由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推动的但是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进一步攀升则主要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提高有关；其二企业的储蓄率较高确实是企业可支配收入或利润上升的结果但是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利润的上升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应归因于企业的主要成本———劳动报酬和利息支出———长期 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其三近年来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上升并非主要为了通过“资本转移”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而是直接进行的政府投资。 在下文中首先利用资金流量的实物表对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进行计算和比较并得出若干结论；然后利用资金流量的金融表对以上计算结果的统计误差进行修正；继而分别对决定储蓄率的两大因素———收入分配的占比和储蓄倾向的变化———进行分析更深入地探讨国民储蓄率上升以及各部门的贡献并分析其�后的主要原因；最后将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国民储蓄率的部门结构：实物交易表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国民帐户体系（SNA）过渡我国自1992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迄今已经编制出1992—2003年共12张资金流量表。 根据交易发生的性质每张资金流量表被分为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个部分。其中实物交易部分由国家统计局根据联合国SNA（1993）核算体系进行编制金融交易部分则由人民银行负责编制。从理论上来说交易的性质不会影响资金流量表中各经济部门的资金净头寸。然而对照实物交易部分和金融交易部分的“净金融投资”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统计误差”。为了使两者相互一致国家统计局每年都要用“统计误差”项来对资金流量的实物表进行修正。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在本节中我们首先直接利用资金流量的实物表来计算国民储蓄率和各部门的储蓄率。在下一节中我们再运用资金流量的金融交易表对实物表中的“统计误差”进行适当修正。这两节分析的结果显示即便不考虑“统计误差”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也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考虑了“统计误差”之后本节分析的结果事实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资金流量表中全部经济部门被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居民和国外等五个部门。为了便于集中考虑实体经济部门我们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合并为企业部门。对于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而言在其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了最终消费便是它们的储蓄。至于企业部门由于不存 在消费问题可支配收入就是其储蓄。居民、企业和政府共同构成了国内部门。国内三部门储蓄的 总和即为国民储蓄。国民储蓄与整个国内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就是国民储蓄率。 这里可以用两个概念来刻画各部门的储蓄状况。其一将各部门的储蓄与该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即为该部门的储蓄倾向。这个概念反映的是各个部门的消费/储蓄决策。其二将各部门的储蓄与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可以得出该部门的储蓄率。这个概念反映的是各部门储蓄对整个国民储蓄率的贡献。显然对于各个部门而言有下述等式成立： 部门储蓄倾向×该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该部门储蓄率 这个等式显示：各部门的储蓄率不仅取决于本部门的储蓄意愿也取决于各该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三大部门的储蓄率相加即为国民储蓄率即： 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政府储蓄率表1和图2记载了1992—2003年中国居民、企业 和政府等三大部门各自的储蓄率。不难看出在 表1国民储蓄率和部门储蓄率 国民储蓄率 居民储蓄率∗ 企业储蓄率∗ 政府储蓄率∗ 1992 40∙29 21∙08 13∙33 5∙89 1993 41∙72 19∙32 16∙15 6∙24 1994 42∙73 21∙49 16∙02 5∙22 1995 41∙62 20∙04 16∙70 4∙88 1996 40∙32 21∙32 13∙57 5∙43 1997 40∙76 20∙75 14∙73 5∙65 1998 39∙98 20∙39 14∙33 5∙27 1999 38∙61 18∙55 14∙31 5∙75 2000 38∙50 16∙50 15∙65 6∙36 2001 38∙89 16∙18 15∙14 7∙57 2002 40∙20 18∙63 14∙32 7∙24 2003 42∙90 18∙11 15∙47 9∙32 注：∗部门储蓄率＝部门储蓄/国民可支配收入。 1992—2003年在国民经济的三大部门中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是下降的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则是上升的。具体来看在11年间居民储蓄率总共下降了4∙46％。其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一段较大的下跌2002年重又上升但于2003年又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11年间提高了3∙92％。其间1992—1994年有一次显著的跃升升幅达3∙04％；其后则在波动中缓慢上升。政府的储蓄率在11年间上升了3∙17％。从发展态势上看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1992—2000年长 图2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及其部门结构（1992—2003） 达8年的低位徘徊之后自2000年开始稳步上升。鉴于1992—2003年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率上升的事实注意到此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仅仅上升了2∙63％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归因于企业和政府两个部门。 为了更清楚地探究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和政府部门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储蓄率决定的公式来分解各个部门储蓄率变动的原因。表2是根据资金流量实物表计算出的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占比。 由表2可见1992—2003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长期下降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的不断降低也 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长期下降趋势。同时仔细观察居民储蓄倾向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1992—1994年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