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党团关系的历史回溯、内在规定与未来展望

百年来党团关系的 历史回溯、内在规定与未来展望 □彭容容王跃 摘要：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后备军的政治定位是其区别于一般性群团组织的本质规定，也是理解党团关系的逻辑起点。新民主主义时期，为夺取革命胜利，党团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革命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是党巩固新生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密助手；改革开放后，共青团成为党持续执政的牢固基础和重要支柱；进入新时代，共青团是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重要引导者。百年党团关系内在地包含了三重规定，即政治服从与组织独立高度统一、对党负责与对青年负责高度统一、保持先进性与增强群众性高度统一。继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在双向建构中增强团的组织自主性，提升“党建带团建”工作站位，不断增强青年工作的时代性是推进新时代党团关系纵深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百年党团关系；共青团；政治职能；青年政治社会化 厘清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关系对党的事业发展，抑或共青团组织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1］，故而，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在推动团的创建、指导团的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百年来，共青团在党的带领下实现了从“青年组织化”、“组织制度化”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三次变革，实现了从“革命共同体”到“第三部门”的转变，实现了从“准政党组织”到“服务型部门”的组织转型。梳理百年来党团关系变迁，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百年共青团工作之“魂”，实现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新的跃迁，也有助于通过新时代党团关系良性互动，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培育党和国家需要的青年人才，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一、百年来党团关系的历史回溯 一部百年共青团史正是一部党团关系发展变迁史。针对共青团史的研究，学界采用了不同的分期方 式，将共青团史放在中国近现代史背景下，以近现代史上的重要节点为分期依据，以共青团历次代表大会为分期依据，以共青团职能转变的节点为分期依据，以青年运动史为分期依据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郭小平的《中国共青团史》，郑洸的《中国共青团简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关系史略》，李玉琦的《中国共青团团史简编》、 《中国共青团史稿（1922—2008）》，吕福春的《中国复合型社团研究：以中国共青团的职能变迁为个案》，胡献忠的《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的共青团改革历程》等，以上成果为本文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借鉴。本文切入点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关系研究，在这一二元结构中，党对团的创立、建设和发展无疑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故本文究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百年党史的分期为依据，将百年党团关系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成“生死与共”的革命共同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历经几次组织形态 变迁，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5年团三大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进行团组织改造，重组为青年救国联合会。尽管处于幼年的党团，组织建设经验还比较缺乏，党团建设中也遭遇了一定曲折，但将青年动员组织起来夺取革命胜利的主线是始终贯穿其中的。 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密切相连，创建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是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上海的党早期组织一成立，陈独秀就指派俞秀松、施存统、李汉俊等8人组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创建了外国语学社，吸收教育青年发展早期团员。与此同时，武汉、广州、长沙、北京等地也先后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他们在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陆续开展了一些革命工作。1921年党成立大会上还研究讨论了青年团工作问题，会后指派了部分党员帮助青年团开展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关于普遍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在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2］。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青年团员们不畏牺牲，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载明，“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3］，“S.Y.在各国都自然要做政治活动的，而在中国的状况之下尤其是紧要的，但是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C.P.的指导”［4］（S.Y.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C.P.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大革命失败后，团组织也受到很大冲击，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新环境中的工作和斗争，一大批团员参加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的暴动。 在创建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苏区共青团带领团员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在青年动员、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组织建立等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在“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在动员团员青年参军参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团员青年在党领导下参与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反美扶日运动，这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为迎接全国解放作出重要贡献。这一系列运动，遵循“顺势而为”与“因势利导”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青年运动与中 国共产党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在“经济破产”和“政治困境”的危机下瓦解了国民政府与普通大众的合作与互认。 概言之，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要遵循渐进的规律，同处于初创时期的党团也不可能形成特别完备和成熟的互动模式，虽然这一时期发生过党团边界不明晰、团组织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但党团之间的互动均是在“党领导团”这一基本框架之内的。尽管党团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在矛盾与张力中调适，这两个政治组织的奋斗目标却始终是同向的。伴随着党对团的整顿的逐步加强，使得无论在理论认识层面抑或实践层面，比较清晰的党团关系最终被确立下来，党团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革命共同体，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是党巩固新生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密助手 抗战胜利后，青救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建团重新被提上党的议事日程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如正式成立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等。解放战争中，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得到快速发展，重建全国性的、统一的青年团组织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朱德在题词中指出，“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已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5］，这为未来共青团建设发展定下了总基调。 青年团作为执政党的助手，开始团结带领新中国青年投身保卫祖国、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任务中，并在此过程中将自身建设成了全国性的青年核心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团各级组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地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如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青年团以坚定的立场和信念发挥了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助手作用，广大团员和青年成为斗争中的先锋和突击力量。随着青年社会觉悟的提高，积极参加“一化三改”成为广大团员青年的自觉行动。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用一章内容规定了党团关系，以制度化方式明确了党组织、团组织、青年这三者的政治关系，由此共青团组织形态的核心关系得到了完全确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转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共青团组织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带领广大团 员青年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队、生力军，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目标而努力。他们唱响了“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争取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等口号，分赴祖国各地，支援国家的重点建设。活跃在工业战线上的青年职工，在“比学赶帮超”活动中，掀起了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竞赛热潮；青年们学习技术，潜心技术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发明创造；青年农民作为农业战线的突击力量，在农业生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观这一时期的党团关系，团积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独立开展工作，共青团组织青年投身到国家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了亲密助手的职能，团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并取得了较高声誉。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党团关系的调适背后映射的正是国家执政方式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角色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何执政、如何进一步整合社会成为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借用林尚立提出的“轴心-外围”组织模式理论，共青团作为“外围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互动，由原来的“从轴心到外围的向心性整合”调整为“从外围到轴心的同构性整合”［6］，这成为该时期党团互动的一个主要特点。而无论是从内向外抑或从外向内，党团之间始终保持着“强联结”的关系样态，团的主要任务也从“革命斗争”走向“参与管理”。在此过程中，高度组织化的共青团在社会组织网络体系构建和社会角色承担上，都发挥了突出作用。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是党持续执政的牢固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形势下，共青团工作也获得了新活力，出现了新气象。1982年团十一大后，各级共青团团结带领团员和青年投身经济建设和改革事业，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大军中的一支朝气蓬勃、富有生机的力量。各级共青团提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口号，围绕增产节约、增产增收组织形式开展多样的生产突击活动。此后，“五讲四美三热爱”成为对全国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各地很快地开展起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中央提出“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青团根据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把全面提高青年素质，努力培养“四有”新人作为共青团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些工作的开展，既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团员青年的积极作用，也在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方面较好地发挥了青年组织的凝聚整合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如何使基层工作活跃起来已成为摆在全团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在1985年11月召开的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上，宋德福向全团提出“工作到支部，全团抓落实”的工作方针，旨在促进全团各项工作任务在基层的落实，焕发共青团基层组织活力，这一方针有力地推进了团的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由于共青团能够主动地在改革全局中进行自身体制改革的探索，团的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团的三项社会职能在全团达成了共识，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团表达和维护青少年具体利益的机制和渠道业已初步形成，团的内部机制日益完善，外部环境逐步优化等。 改革开放为团的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团的事业发展、为其功能发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第三部门”原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名词，又称为志愿部门，指的是“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之外，能够对以上二者职能进行一定补充，承担更多志愿性、公益性职能的组织。吕福春认为，“第三部门”理论不但适合共青团的属性定位，而且适合新时期共青团职能转变的新要求，该理论适用于对共青团工作的研究［7］。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在重构着党团之间的互动模式。由于该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界限逐渐清晰，一方面个人利益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中被逐渐释放，另一方面原来被高度组织化的职能也逐渐重新释放，这样就导致原来被赋予政府职能的一些组织由于职能实现不足而被逐渐边缘化甚至闲置。由是，延伸组织职能也就成为摆在共青团面前的一项重要议题。这一时期，共青团通过立足代表和维护青年，立足服务青年，通过对个体青年和组织的“再组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要实现的社会整合，为党的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筑牢了青年群众基础。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是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重要引导者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 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