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均衡对俄乌冲突的意义》

前言 俄乌冲突的战火已经持续延烧了数个月，俄罗斯与西方都曾反复谈及或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尤其是在俄罗斯方面，非常多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以各种方式反复威胁要使用核武器。事实上，普京总统也确曾命令过俄罗斯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反制力量方面，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在今年8月竞选首相时也声称，她认为 按下核按钮“是首相的一项重要职责”。北约在10月17日至30日举行了名为“坚定正午”的核演习，这是最贴近核战争的军事演习，共有来自14个成员国的60架军用飞机参演，其中美国首次派出了B-52战略轰炸机。在西方演习之后，俄罗斯也宣布在11月要举行自己的“格罗姆”核力量演习。俄罗斯与西方近期剑拔弩张的核武器对峙，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极为不利，人类实质上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又一次超近距离接触到核战争的威胁。 不过，就在这样的核战似将爆发的危急时刻，安邦智库 （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却持有几乎与现实核战争理论相反的核理论以及核战思想，引发了世界新闻界以及理论界的关注。他认为，二战结束几十年以来，由于世界以核弹头为代表的核武器数量规模不断增加，核武器运输载具的不断技术进步，这一切不但没有产生核威慑，反而出现了核均衡，实际上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在战争中被使用。换言之，虽然世界形势目前空前紧张，但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极小，除非俄罗斯或西方某国一定要追求特定结果，才会发生自杀性核攻击。 “核均衡”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客观现实，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这是陈功先生在2022年3月在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的核战争解释和概念。核均衡的思想，与确保互相毁灭、恐怖平衡、核威慑和危机稳定性等以往核战略概念具有相关性，对我们了解人类如何力争限制核武器的泛滥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核威慑理论的盛行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托里尼提沙漠里进行了代号为“三位一体”的核试爆。一个月后，美军飞机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据估计造成15至20万人死亡。参与开发和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面色沉重地回忆自己观看首次核试爆的感受，并引用了印度古书《薄伽梵歌》的一句话：“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二战结束，美国从1946年至1949年间还进行了六次核试爆，核武器技术也在此期间不断改进。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了首次原子弹试验，从此拉开了冷战时代美苏军备竞赛的序幕，但同时也开始启动了有核时代的均衡进程。在极具破坏力的核武器面前，如何抑制拥核国家发动核战争，这成为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正如美国军事战略家伯纳德·布罗迪在1946年出版的 《绝对武器》一书里所写，“目前为止，我们的军事机构的主要目标是赢得战争……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避免战争”。西方国家很早就意识到，在核武器的战争博弈当中，核打击只会带来相互保证毁灭（MutualAssuredDestruction,简称MAD机制）的结果，因而一种恐怖的平衡状态成为了追求的最大目标，要避免世界陷入黑暗的深渊，人类永远灭绝，就必须你追我赶的生产更多的核武器，由此MAD不再是一种客观结果，而成为了世界大国在有核对抗中刻意追求的战略目标。 布罗迪在《绝对武器》里，提出了有关“核威慑”的基本理论，主张美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对敌方进行核报复，这是公共政策研究中，涉及核威慑的关键理论进展。1953艾森豪威尔总统推行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企图凭借核武器让苏联在对抗中让步或屈服，但随着苏联的核力量迅速增长，美国的核优势也被削弱。1958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战略专家阿尔 伯特·沃尔斯泰特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脆弱的恐怖平衡》的文章，强调美国不可轻视苏联的核武器能力。他认为苏联可能毫无预警地首先发动核打击而美国有可能无法遏止这样的进攻。因此，他建议美国需要动用自己的资源和情报能力，加强“第二次打击能力”突出核威慑效应以报复反击苏联发动的“首次打击”。 核威慑理论总在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也在核武器的对峙和竞争中不断更新。实际上，自核武器诞生以来，核威慑理论就是对世界安全环境影响最大，并且始终在进步当中的战争理论。 其实核威慑理论的体系构成比较简单，一般认为，实现威慑主要通过“惩罚” （bypunishment）或通过“拒止”（bydenial）。前者是指通过建立具有足够毁灭力的报复力量，使得对方估计到自己的损失而放弃进攻性行为，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后者指的是通过降低对方进攻性行为的成功率来实现威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进攻性的。布罗迪在1959年出版的《导弹的战略》里进一步提到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必须始终处于准备使用的状态，否则核威慑就不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则在1966年就核威慑还提出，伤害另一个国家的能力，现在正用来防止其做出某种行为。他认为，以武力为基础的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是威慑理论的基础。谢林还曾经提到过“危机稳定性”的概念，他并定义道：当危机爆发时，如果突袭成功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战争成本，那么双方都不会有先发制人的冲动。因而，确保战略稳定的关键不是减少核装备，而是让彼此相信对方没有实施“首次打击”的动机。动机的 彼此牵制和制约，这也是威慑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 在冷战时期，世界秩序建立在美苏两强的核保护伞之下，首次形成了实质上的核均衡，因此核威慑理论在这段时期里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并且又有所变异和发展。因为一个相对弱的拥核力量，可以凭借核弹带来的极端破坏力，狙击另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只要这个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能保证自己在“首次打击”后能存活下来，那么它在国家新秩序体系中就拥有发言权，这样的观点促使更多的国家渴望拥有核力量，实际上也推动了核武器以及核技术的普及化发展，核武器开始遍布世界。 核武器普及化使得威慑理论过时 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武器在世界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拥有核武器，这使得传统核威慑理论的存在价值受到很大的质疑与挑战。例如，2004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弗兰克·扎格尔教授对经典核威慑理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它在逻辑上不一致，在经验上不可靠。扎格尔指出经典威慑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其一，行为者是理性的；其二，冲突是最坏的结局。这两个基本假设之间存 在着内在矛盾，因为在理性选择假设下，由于冲突是一种最坏的结局，当先行为者“挑战”时，后行为者只能选择“合作”，否则将引发冲突并导致最坏结局的出现，因此惟一的结局必然是先行为者赢，而后行为者的威慑是不可信的。假设处于核门槛的朝鲜决定先行打击美国，而核武器数量及技术远远高于朝鲜的美国在经典核威慑理论的思路里只能选择合作以避免冲突，美国的核威慑力因此而被实质削弱了。扎格尔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地方，为此还提出了完美威慑理论，指出国家应该发展最低限度的威慑能力，追求军备控制协议，避免核扩散。 2007年至2011年之间，亨利·基辛格、比尔·佩里、乔治·舒尔茨以及山姆·纳恩等地缘政治大师在《华尔街日报》上联合刊文呼吁无核世界。他们认为核威慑无法保证世界安全，核武器已经成为了极端风险的因素。在中国，安邦智库自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以后曾经多次发表研究观点并提出警告， 世界由于核武器的小型化以及拥核国家的普遍化，世界正在面临空前的核战争风险。换言之，安邦的主要观点认为，核威慑理论已经过时，以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防止核战争的报复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麻醉。同时，现代核战争不一定是核大战，核武器小型化的成功，使得核武器更加易于作为战术武器来运用，核战略渐渐成为常规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 基于新时代核武器发展的现实，安邦智库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过去同时依靠“惩罚”及“拒止”的核威慑模式正在瓦解。在核对抗来临的时代，未来的核力量及其理论将逐渐向“拒止”方面倾斜。核武器的作战目标将更快地由“反价值”（countervalue）向“反力量”（counterforce）过渡。未来的核威慑将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进攻性，而这也同时意味着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将越来越高，世界面临真实核战的风险将会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和困惑。 核均衡制约了核战争 随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现在的世界存在多种潜在的核对抗模式。这包括了以色列-伊朗的核威胁模式、印度-巴基斯坦的核优势模式、朝鲜的核挑衅模式以及美俄中的核均衡模式。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确保的是拥核形成的地缘军事优势，印度与巴基斯坦则是借助核优势确保常规的军事优势。而朝鲜则是利用核武器确保自己有地缘政治的议价条件。朝鲜的地形、国力和军力是无法支撑它进入一场核战争与抵御来自他国的核打击。它的核武器数量无足轻重，存在着核均衡的明确限制，只能借助拥核之名威胁与恐吓他人。正如美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在2001年一篇抨击布什政府要建立反导弹系统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包括朝鲜和伊朗等所谓“流氓国家”并不疯狂，不会真的发射导弹对美国进行攻击，因为这事关他们的存亡。弗雷德曼指出这些国家只会间接地，采取小型的破坏恐怖袭击活动对美国施以报复。在当今众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足以造成双方同时毁灭。陈功认为，正是因为如此，世界因美俄两国在客观规模上拥有的一种决定性平衡力量，从而在“二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制止了核战争的发生。 陈功在公共政策领域建构的核均衡理论强调，正是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MAD机制达成了“核均衡”，这种均衡状态实际是一种强有力的、客观的安全机制，成为了一种确保世界即便不是真正的“安全”，但也是“可控”的世界安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核均衡，是一种客观规模均衡，具有结构性的意义；而MAD是一种客观结果，是一种后果，而且在地缘政治方面是各国基于战略安全感 的一种主观追求。在这种对MAD的追求过程中，陈功实际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客观均衡机制，当世界主要大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超越了绝对摧毁对方的需要，只要超过了这条隐藏的恐怖之线，超越了一个临界点，那么核战争的性质就会出现突变，从摧毁敌国演变成为自杀性战争，这种战争性质的突变，实际导致世界性的核大战不可能发生，出现了客观意义上的核均衡。 奥本海默在研发出核武器的时候，曾经担心死神被自己唤醒，人类面临巨大的危险；陈功的发现则揭示了死神核技术带来的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当死神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彼此将会实现均衡，有等于无。所以，陈功所言的核均衡，实际相当于是核战争理论中的一种特殊均衡态的定义。很显然，这种核战争理论的定义，揭示了现在世界核武器现状以及未来。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流行的核威慑理论催生美苏两国的核弹头的不断增长；当核大国的核弹头增长超过确保互相毁灭的需要，就导致了核均衡发生。这是一个核战争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与互相毁灭有关，超过了就是肯定的毁灭。一旦到达这种时刻，反而谁也不会轻易触发核战争。因为根据核均衡理论，任何一方按下核按钮，等于同时按下了双方的核战争按钮，等同于绝对意义的集体自杀。因此核均衡揭示了有核世界的一个现实，核战争不是战争行为，而是一种自杀行为，是一种寻求毁灭的个人行为。因为今后的世界一旦爆发“核大战”，“不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不会有政治利益，不会有经济前景，不会有党派，不会有权威，不会有统治与被统治，唯一有的仅仅是集体死亡”。在这种共同的集体死亡前景面前，其实不需要多少理性，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是任何野心勃勃政治家的目标。 那么，同样的情况是否可以因为世界性的条约机制所导致？答案是，不可能。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涌现出了许多与限制核材料以及核武器有关的条约、组织以及承诺，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目的都是抑制有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对此问题，陈功指出，在地缘政治动荡主导下的世界里，一切国际条约、组织以及承诺，都不是完全靠得住的，但核均衡是客观的，可靠的，不会轻易被打破。正是因为核均衡维持了当今有核世界的基本稳定，而不是依靠技术、条约、组织以及政治承诺来维持，正是因为核均衡掌握在有限的核大国之手，世界才拥有了真正的核均衡。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有人可能会帮助有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