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社会时钟：一项时间自主性考察

逆社会时钟：一项时间自主性考察 □郑小雪李琼 摘要：在盛行于青年群体的“内卷”与“躺平”的群体性反应之外，还有一部分青年选择逆社会时钟而行。逆社会时钟是与既有社会时钟所规定的生命历程背道而驰的观念与实践。文章聚焦于青年阶段，依据对过去的重返、对现在的中止与延时进入未来三个维度，对逆社会时钟行为进行类型学划分。同时，从时间自主性的视角分析这一现象何以可能。结合经验事实，本研究发现，逆社会时钟者通过自我锚定机制和调适机制来维持自我的时间节奏，在未来“可能的自我”驱使下建构出使自我时间节奏得以延展的自我时区。虽然“为自己而活”的自我叙事是青年群体逆社会时钟的主要驱动力，但作为本真的时间自主性才是逆社会时钟者的基本内核。 关键词：社会时钟；逆社会时钟；时间自主性 一、问题的提出 青年作为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既是年轻富力、朝气蓬勃的表征，同时又是充满焦虑迷茫，面临重大人生选择与角色转型的关键阶段。升学、就业、结婚、生育等重要人生事项被集中排放于这一年龄阶段，由此引发的青年群体压力与群体性焦虑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状况。《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 钟，生活在自己的时区。这里的时区隐喻不仅隐含了个人人生轨道的基本经验现实，还暗示了加诸个体身上的社会时钟所规定的时间轨道，即“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有研究指出，偏离社会时间表会引起社会性制裁，遭受强烈的社会压力和紧张的人际关系［2］。那么，在社会时钟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能够逆社会时钟而行？其时间自主性何以可能则是本 文的研究问题。 告（2019～2020）》显示：18～34岁的青年焦虑平均 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1］。近年来出现的以“内卷”与“躺平”为中心的公共话语也成为抵抗焦虑的两个极端性群体反应，要么投入更多的个人努力争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要么干脆退出社会竞争的游戏，放弃努力。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走第三条道路：变更人生赛道，逆社会时钟而行。例如，一些人在40岁的时候重新参加高考，又或者在本该结婚成家的年纪选择独身。诸如此类现象的人群聚集于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的豆瓣小组，截至2022年6月4日，该小组已加入了68576人，他们主张对抗社会时 二、文献回顾 言“逆社会时钟”，必先厘清“社会时钟”之意涵。这一概念最先从心理学家BerniceNeugarten等关于年龄规范和社会期望的关系研究发展而来，他们通过研究93名40～70岁成年人对年龄规范的看法，提出了社会时钟的概念，它是一种由主要生活事件排序而成的规定性时间表，约束着个体去遵守固定的规范［3］。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Erikson）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对生活事件的年龄分级预期［4］。中国古语所说 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5］，则精准表达了社会时钟对个体的社会定时（SocialTiming）作用。社会定时对于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转换起着重要的社会制约作用，个体常常对照社会时钟来衡量生活轨迹的正确性［6］。年龄规范、角色时间表、生活脚本、生命周期理论等相关学说相继发展起来，并且相互融合渗透，该理论的核心是年龄系统通过将文化价值制度化，从而构建一个塑造生命周期的社会系统，个体按照这种社会期望生活、工作直至生命结束。施洛斯伯格指出，将生活事件与社会时钟相匹配，会给人一种稳定和安心的感觉。然而，一旦有什么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我们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他认为产生这种不适的原因在于社会时钟的僵化和过度规范性［7］。 发展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时钟具有强烈的文化心理色彩，而社会学家则偏重从社会结构、功能的层面来理解社会时钟。对社会时钟的研究集中于对时间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方面，社会时间表作为时间框架提供了一种社会性规范。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首先提出“社会时间”，作为一种非个人的集体性框架来组织和框定个体的生活［8］。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在他的经典之作 《文明的进程》（TheCivilizingProcess）一书中将多种时间轨迹融合成相互依存的链条，这些链条贯穿了人们必须履行的每一项社会职能，从而以更广泛的社会联系来规范个人行为［9］。泽鲁巴维尔（Zerubavel）从持续时间、时间顺序、计时、节奏等方面阐述了时间表的结构，由于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某些限制，个人和社会系统不能自由地建立他们的时间表［10］。这一研究路径强调个体难以逃离时间表的结构性约束，忽视了个体的时间自主性。 另一方面，时间表的建立也融贯了个体的时间自主性。Glaser和Strauss研究了地位传递的时间结构，指出尽管社会为人们铺设了一条时间轨道，但个体的生命历程时间则是由个人的地位通道（StatusPassage）来标记的［11］。这项研究肯定了在建构社会时间表过程中个体的时间自主性。但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并非全然是个人主义的，Roth在对结核病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病人与医生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构建共同的时间表［12］，说明个体的时间自主性是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总的来说，这一研究路径所关注到的个体参与时间表建构的能动性，仍然是没有脱离既有时间框架的带有妥协性质的时间自主性。 “逆社会时钟”反对社会时钟的暴政，主张打破社会时钟的规范性，将人类的自由从机械的因果关系与线性时间中拯救出来［13］。这是一种通过重新定义行动者自己的时间节奏和生活轨迹，而与既有社会时钟所规定的生命历程背道而驰的观念与实践。特别是在因违背社会时间规范而极大可能遭受社会性惩罚的前提下，不按既定时间轨道“准时”发生特定生命事项，更为强调作为行动者主体的时间能动性。 三、分析视角与方法 1.分析视角：时间自主性 自主性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构建了个人对社会身份的期望，甚至被写入法律和政策中，成为无数福利项目和制度目标是否达成的衡量标准。自主性指的是根据自我意愿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能力，用康德的话来说，即“为自己立法”。时间自主性可以追溯至赫伯特·米德的研究，他最先将时间纳入自我当中，认为自我在根本上是一种时间现象 ［14］。Emirbayer和Mische提出能动性是行动者面对不 同的结构环境，通过习惯、想象与判断来参与社会的时间化镶嵌过程，由过去而起、导引现在并面向未来的一种能力［15］。由于资本主义时间（特别是钟表时间）在近现代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关于时间自主性的研究多见于劳工领域工人阶级为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的抗争。卢梭是践行时间自主性的典范，他曾因扔掉自己的手表而满心欢喜，感激上帝不再提醒他时间［16］。古丁（Goodin）等用“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作为衡量时间自主性的指标，通过对六个国家的福利政策、性别制度与家庭制度的考察发现，影响时间自主性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结婚、生育、离婚等重要的生命事件［17］。Clancy认为时间自主性不仅仅在于争取更多的时间资源，他提出时间自主空间（TemporalAutonomousSpaces）的概念，认为时间自主性的最终目的是使个人能够体验多样化的时间，从而创造一种更加个人化的自我时间［18］。总的来说，时间自主性是指对自我时间如何度过作出选择的能力［19］。 在强大的社会时钟统治下，个体做出逆社会时钟 的行为也并非一件自在容易的事情，往往要受经济、社会、生理、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总有这样或那样反结构、反谱系的力量逃逸出来。延时、等待、迟到、时滞、不准时等反时钟的现象提示着我们 自主性力量的存在。不同于以往研究对时间自主性的量化，本文从时间自主性的多重维度（即节奏、时区、意义）来考察逆社会时钟现象。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来获得访谈资料，受访对象为20～4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3人，女性3人，单次访谈时间在30分钟到70分钟不等。受访对象的职业为学生、银行职员、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等。 四、逆社会时钟的类型学划分 与主流社会时间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都可归于逆社会时钟的范畴。逆社会时钟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阶段，鉴于青年阶段的时间性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如关键生命时间节点的集中排列、更快的时间节奏、更多样化的年龄观等，因此在逆社会时钟过程中需要比较明确的时间自主性。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时间是一种关系符号，是一群被赋予记忆和综合能力的人在两个或多个变化的连续体之间建立的关系，而个体有自主选择符号的权力［20］。既然社会时钟发挥着社会定时的功能，那么个体自主性则是对自我生命时间的主动定时。本文依据社会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序列化特征，将逆社会时钟行为类型划分为对社会时钟的倒拨、中止与延时。被嵌入时间序列中的主体，是通过自我时间的调整来完成逆社会时钟行为的。 1.重返：社会时钟的倒拨 社会时钟嘀嗒作响，出生、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育、衰老、死亡等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命事件，而是以社会规定的速度前进。社会发展也因这种高度的同步性而显得井然有序，一旦这种同步性被打破，就会出现罗萨所说的一种“去同步化”危机，即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世界的运作因为各自的速率不同而造成彼此的去同步化［21］。有的是主动而为之，而有的是被迫甩出社会时钟的轨道。显然，逆社会时钟是一种主动进行自我定时的社会现象。其中，在既定社会时钟轨道上重新回归某个生命事件的时间节点，或者重返社会时间的某个赛道重新出发，可以被称为社会时钟的倒拨。 社会时钟的倒拨是借助社会给定的通道，再次踏上某种生命旅程的生活方式。如“大学毕业重新参加高考”“已经毕业多年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进入校园进修”“放弃学了很久却不喜欢或不适合的专业而选择 重修喜欢的专业”等，都可归于这一范畴。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不可逆转，但社会学家贝尔特认为行动者可依赖二阶自我反思对过去重新构序（Re-orderingofthePast），回溯过去的某个关键时间节点，从而发现先前未认知的原因动力或秩序规则［22］。由于二阶自我反思是人们针对自己行动的结构条件来思考的，而社会时钟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年龄规范，因而成为个体反思的对象。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从过去走出并迈向未来的连续性存在，生命历程的重返则是基于现在向过去的回溯，因此有两个需要反思的锚点，即现在与过去。由此可以进一步将社会时钟的倒拨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受制于现在的条件（如知识水平、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而无法较好地面向未来，借助过去能够带来稳定化预期的时间节点来为现在的自我创造机会，将自我从“现在”解放出来，回返至过去的某个生命节点，重新寻找自我突破的可能性。通常是重返教育通道，通过教育机会的自给，类似于“再活一次”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时钟的倒拨。另一种是因过去的某个关键生命节点的缺失或遗憾，无法稳定锚定现在的自己而出现存在性危机或意义危机，从而“回到过去”进行找补或弥补。通常是过去想做而未做的事情、来不及发展的兴趣爱好等，需要花费大量生命时间“重现”过去的自我，来化解现在的意义危机。 2.中止：社会时钟的暂停 个体的生命历程是基于角色转换的生命事件序列，而转变角色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角色脚本才能达到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的联系。埃尔德（Elder）于1994年提出决定生命历程形态的四个关键因素：历史和地点的定位、时间选择的变化、与他人的社会纽带以及个人控制［23］。其中，个体可以通过自我选择和采取行动来塑造生命历程。除了社会时钟的倒拨，逆社会时钟者还可以选择中止“现在”，即被社会定时的个人自主按下社会时钟的暂停键。这里的逆社会时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即在社会时钟嘀嗒前进的过程中，暂停的个体仿佛在后退，表现为逆社会时钟而行。例如，起源于英国的GapYear（间隔年）近年来在国内也流行开来，主要指青年离开正规教育、培训或工作场所从事为期3~24个月的旅游、实习、志愿服务、休闲等活动［24］。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时钟在个体身上中止的现象，青年群体常常宣称要“花一段时间”来认识自我，而GapYear就是一种极富自主 性、体验式、沉浸式的活动［25］。这是一段暂时与过去决裂的阈限，也是社会时钟在个体身上的断裂。有研究者认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