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数字贸易时代我国跨境产业链变迁及新比较优势研究报告

研究摘要 跨境产业链作为国际大分工体系下，经济活动在产业上下游和区域国别间所形成的生产关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发生着演进与变迁。跨境产业间的区域扩展与空间移动，其本质是各国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一方面，其表现为产业上下游各类供应链的组合形式，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物质基础。 »多向迁移、非经济因素扰动以及分化式转移成为全球第五次跨境产业链变迁的新特征 疫情与愈发复杂的国际局势，加速了全球第五次跨境产业链转移的总体进程，并使其呈现三大差异性特征。第一，跨境产业链转移方向由单向变为多向，即一方面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南亚等国家；另一方面，出现了“近岸迁移”以及部分高端制造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情况；第二，存在非经济因素扰动的被动性变迁成分，价值观供应链可能弱化甚至背离传统产业转移的效率原则，“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的现象也在出现。第三，产业链出现上下游分化式变迁，一改传统全链路变迁范式，行业细分与生产环节细化程度不断提高。 »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市场，但东盟国家跨境电商市场近年来需求增长强劲 阿里巴巴国际站（ICBU）作为国内最早开展跨境B2B业务的电商平台之一，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跨境电商市场的演进变化。从研究结果看，2017-2021年ICBU向美国、韩国出口的平均增速超过平台整体水平，向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的平均增速也相对靠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市场。但若将2021年各国增速同2017年早期增速纵向对比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增速变幅较大，东盟国家成为近年来ICBU出口表现最为抢眼的高增长市场。 »ICBU对东南亚服装、消费电子出口曾出现上下游产品的显著分化，该分化近期已回至自然分化区间，但中间品已成东南亚国家跨境产业主要需求 研究发现，ICBU对东南亚国家服装、消费电子上下游产品出口增速曾出现过显著分化，并超出平台同类品自然分化区间。服装行业在2020年Q2季度到2021年Q1季度分化明显，即中间品出口明显快于成品；消费电子早在2019年就已出现增速分化迹象。该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南亚本地产品需求的结构性调整，中间品与原材料日益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主要需求。2022年二季度，两行业的分化已明显减弱，并回归至自然分化区间，即分化呈现非连续性特点。 »东南亚主要国家对ICBU服装、消费电子上下游产品需求差异，折射出本地不同的产业发展路径，对国内产业竞争关系与补充关系对等并存 通过构建产业上下游分化度指标可以发现，不同东南亚国家的需求分化方式各不相同。例如，越南服装行业总体分化度最高（总分化度4.35），且下游分化度（2.52）高于上游分化度（1.83），即表明越南服装产业的中间品需求高于成品，反映该国具有一定的中间品组合加工能力，其产业依托进口中间品再加工组装的发展路径；而泰国、印度上游分化度均高于其下游分化度，表明其原材料需求高于成品，说明该国服装产业强调本地的制造业加工能力，以原材料进口为主。根据社科院世经所的研究显示，越南产业中53%与国内产业形成一般性生产地转移等竞争关系，42%与国内形成跨境价值链互补关系。 »ICBU对东南亚产业上下游出口的产品分化度，弱于一般贸易以线下为主要形式的产品分化度，可部分缓解因成本上升而带来的出口冲击 借助海关统计数据，将ICBU与一般贸易同类型产品进行对比。研究发现，ICBU服装原材料出口平均增速 （45.2%）与海关一般贸易增速接近，但ICBU服装成品出口增速（22.8%）明显快于海关增速，其中间品出口与成品出口的增速差（22.3%）也小于海关数据的一般贸易水平。消费电子的对比情况更加突出，两者中间品-成品出口的环比增速差对比，海关的出口分化（9.2%）明显高于ICBU平台（-3.51%）。此外，研究发现，以ICBU线上为代表的跨境电商模式，可缓冲因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而产生的价格冲击。 »数字贸易下我国跨境产业链迎来新比较优势建立的黄金发展期，且前期实践经验与基础夯实，具备领跑全球数字跨境贸易的先发优势 具备更完整的新基建商贸基础设施，进而降低出海不确定性；拥有全流程的跨境数字服务体系，进而降低合规等外部成本；沉淀跨境商贸市场洞察研判工具，助力海外市场开拓；搭建商贸市场主体诚信评估体系，营造良性市场环境；实现消费与产业双向驱动的数字贸易，带动国内品牌升级；开拓全球区位优势产地供给资源，进而助力优势资源共享。这些均将成为未来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比较优势。 目录 一、全球进入第五次跨境产业链变迁的加速期1 （一）前四次跨境产业链变迁及共性特征1 （二）第五次全球产业链变迁的出现及加速2 （三）国际新局势下跨境产业链变迁呈现新特点3 二、ICBU出口东南亚与欧美核心国产品结构基本面比较4 （一）中国跨境电商的出口结构正发生变化4 （二）ICBU向东南亚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出口持续快速增长5 （三）ICBU出口欧美等发达国家主要产品类型及特征（TOP5）6 （四）ICBU出口东南亚等国主要产品类型及特征（TOP5）6 三、ICBU重点跨境产业链上下游出口结构洞察7 （一）ICBU服装及其上下游产业出口形势7 （二）ICBU消费电子及其上下游产业出口形势12 （三）ICBU对照行业组比较：新能源、机械制造、建筑工程17 （四）海关一般贸易出口数据比较18 （五）东南亚产业链对中国产业链竞争关系与互补关系并存21 四、数字贸易下我国跨境产业链新比较优势的建立23 （一）具备更完整的新基建商贸基础设施，降低出海不确定性23 （二）拥有全流程的跨境数字服务体系，降低合规等外部成本24 （三）沉淀跨境商贸市场洞察研判工具，助力海外市场开拓25 （四）搭建商贸市场主体诚信评估体系，营造良性市场环境26 （五）实现消费与产业双向驱动的跨境数字贸易，带动国内品牌升级27 （六）深耕全球区位优势产地供给资源，助力优势资源共享27 五、对跨境产业链变迁的思考与建议28 （一）支持跨境电商平台企业海外布局，培育跨境产业数字化新优势28 （二）进一步加快外贸新基建建设，提升贸易保障能力28 （三）加强国际市场信息撮合和信用担保等无形基础设施能力建设28 （四）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多维度促进数字贸易发展29 （五）聚焦高技术、高附加值等核心能力，增强产业本国发展信心和粘性29 鸣谢29 一、全球进入第五次跨境产业链变迁的加速期 跨境产业链作为国际大分工体系下，经济活动在产业上下游和区域国别间所形成的生产关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发生着演进与变迁。跨境产业间的区域扩展与空间移动，其本质是各国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一方面，其表现为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组合形态，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全球价值链的物质基础。当前，伴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全球产业链再次进入跨境变迁的加速期，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 （一）前四次跨境产业链变迁及共性特征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国内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产业容量愈发趋于 饱和。伴随着产业成本的逐渐提高和边际效益的快速下降，英国自19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将本国过剩产能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对外输出，开启了全球第一次产业大变迁。变迁的主要行业包括机械纺织、钢铁、造纸、制糖等。美国凭借其土地资源与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英国投资者，成为第一次产业迁移的主要承接国和最大受益方。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第一次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原始积累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生产工艺与组织结构，主导了以电气化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并反超英国。二战后，美国又将精力集中于半导体、通信、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借助欧洲、亚太产业复兴计划，将钢铁、纺织等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德国、日本等国，推动了第二次产业大变迁。 20世纪70年代起，德日作为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其战后重建及工业化进程得到极大提升。在“信息化”的浪潮下，德日将研发核心，聚焦于基础工业技术、“半导体”等领域，并快速形成高精尖技术类比较优势，同时将纺织、轻工、机电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人力成本低廉且具备活跃开放度的亚洲“四小龙”国家，进而推动了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充分吸收第三次产业转移成果，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并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人口红利优势得到充分释放，其迅速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产业开始在中国聚集，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也由此完成。 回看四次产业链变迁可以发现，全球的跨境产业转移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和基本规律。第一，每轮跨境产业链变迁时间以20-30年为周期，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第二，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变迁产业的主要形态，即获取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是变迁的核心动因；第三，四次产业变迁均以主动型迁出为主，承接国在此基础上快速孵化本国竞争核心力，并推动下次变迁。 如，美国在承接英国产业变迁后，创造流水线作业法，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德日在承接第二次产业转移后，依靠基础积累，快速转向机械、电子等高附加值产业；亚洲“四小龙”以“代工”模式整合优势资源，借力低成本劳动力市场，优化上下游产业链以及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 （二）第五次全球产业链变迁的出现及加速 2008年起，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第五次跨境产业链变迁开始出现，东南亚、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本轮变迁的主要承接国。借助世行数据，以中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新兴市场代表国¹和全球经济体为比照对象。可以发现（图1.1-图1.2），作为产业链变迁的先兆表现，从2008年-2013年，新兴市场 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平均增长率（16.1%）高于中国同期水平（15.6%）；而从2014年-2020年，新兴市场国家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平均增长率（2.5%），开始反超中国（1.8%）。 图1.1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平均增长率国别组比较图1.2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平均增长率国别组比较 数据选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选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具体年份看（图1.3），中国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在2015年前，均高于新兴市场国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含高收入国家），并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增速。但在2015-2016年期间，拐点开始出现，新兴市场代表国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开始高于中国以及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图1.3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变化趋势国别组比较 数据选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¹研究选用新兴市场代表国包括：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 图1.4中国、东盟部分产业占美国进口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 2020年，伴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各国的防疫政策给原有的全球产业链跨境流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22年，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形势的复杂程度，政治互信与产业链安全，成为部分国家产业布局和国际合作的新因素。这一系列外因的扰动，加速了新一轮跨境产业链变迁的历史进程，甚至也影响了变迁方向。 2020年，中国纺织行业原材料出口总量首次超过成衣，纺织中间品出口开始替代产成品；2021-2022年越南胡志明指数上涨55%，河内指数上涨360%，成为疫情期间表现最佳的亚太经济体。根据国泰君安的分析数据，2022年以来，中国和东盟占美国服装、玩具、电子通信、鞋帽、机械等行业的进口份额，出现明显拐点（图1.4），东盟国家占美国进口份额快速上升。这些信号均表明，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主要承接地的第五次跨境产业迁移正在逐渐形成，全球跨境产业链重塑趋势愈发明显。 （三）国际新局势下跨境产业链变迁呈现新特点 随着第五次全球产业链变迁的发展，本轮跨境产业链转移的趋势与特征也愈发显现。在融合前四次产业链变迁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本轮跨境产业变迁在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外部扰动下也呈现出一定的新特征，值得关注和思考。 首先，此轮跨境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