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群体的自我养老焦虑因何而来？

青年群体的自我养老焦虑因何而来？ —基于生态压力过程模型的解释视角 □侯斌吴宇歆 摘要：家庭结构规模小型化导致的老龄化高峰期养老压力不断凸显，这使得青年群体开始担忧养老保障问题，由此产生自我养老焦虑。文章以生态压力过程模型为理论基础考察了青年工作条件与其自我养老焦虑之间的关系，并从生活压力的角度进行了机制分析。通过分析CSS2017年数据发现：（1）工作时间越长，青年自我养老焦虑水平越高；工作质量越高，青年自我养老焦虑水平越低；（2）生活压力的缓解是工作质量对青年人自我养老焦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3）工作质量和工作时间对青年自我养老焦虑的影响具有经济分层差异性，表现为高家庭收入的青年可以从更高质量的工作条件中减少更多的养老焦虑；低家庭收入青年会因为较长的工作时间而表现出更多的养老焦虑。 关键词：青年；养老；焦虑；工作条件；生活压力 一、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已达到2.6亿人，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量将达到3亿人［1］。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速，人口负担系数不断上升。加之家庭结构规模小型化导致的老龄化高峰期养老压力不断凸显，这使得很多年轻人开始关注并担忧养老保障问题。2020年9月17日，富达国际和支付宝理财平台联合发布了 《后疫情时代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养老意识连续三年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其中在年轻一代尤其是“85后”中，已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开始储蓄，这一比例超过了2019年的48%和2018年的44%［2］。同年，腾讯联合清华大学发布了《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报告称超过70%的“90后”开始考虑提前做好养老准备，“80后”“70后”养老需求也不断提高，相应比例达到了80%和85%［3］。以上数据显 示，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养老生活开始呈现出担忧趋势，这一趋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研究对于几十年后将要步入老年生活的当前青年群体对养老生活的自身焦虑状况如何，其自我养老焦虑的产生又会受到哪些作用机制的影响，这是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对于未来养老生活的需求和期待，以及今后科学地制定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根本前提。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要加强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加强对不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引导青年形成合理预期。青年群体的自我养老焦虑是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研究的新议题。《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曾调查过青年群体的养老焦虑与职业选择的关系，结论显示84.5%的受访者认为职业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养老焦虑和养老保障问题，并且都表示希望拥有一份较为稳定的事业编制工作，这样不仅在职时 待遇高，而且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也高［4］。由此可以看出，工作条件会对青年群体的养老焦虑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较高的工作质量会显著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工作不满意会降低工作幸福感［5］；工作的稳定性、工作自主权以及职业发展机会都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6］［7］。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工作条件与社会成员心理健康或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如有研究者指出更换工作的次数、工作收入、工作技能水平均会作用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8］［9］，但所考察的对象局限于特定的农村居民或农民工，对青年群体缺乏专门研究。而且以上文献的统计分析未能处理部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问题，这就减弱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意义。此外，对于工作条件通过何种影响机制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养老焦虑或心理健康等问题也未给出明确回答。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生态压力过程理论模型下考察工作条件对青年群体养老焦虑的影响，并且从生活压力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上述研究思路将通过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hineseSocialSurvey2017）的分析加以验证。 二、文献综述、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社会心理学家雅霍达认为工作可以发挥满足社会成员多种心理需要的潜在功能，工作中断或者失业会导致这些基本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产生焦虑［10］。而在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或心理焦虑感的降低程度要显著高于失业群体［11］。也有研究显示，在西方社会，工作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工作时间过长会对劳动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带来负面影响［12］［13］。这表明工作状况与个体的心理焦虑紧密相关。而相关研究也同时显示，工作保障是提升青年获得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就业是关系到青年生存和发展双重需要的重要民生议题［14］。因此，青年人的养老焦虑这一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工作条件的影响。在此关系下，国外研究者在对235名意大利学校青年教师的样本分析中发现，有利的工作条件、积极的工作效能感会直接影响青年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5］；还有研究通过使用德国社会经济数据分析发现，工资收入、工作合同类型以及工作契合度等因素会对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16］。另外，针对中国青年群体的研究也发现工作因素也会对生活满意度 在内的心理情绪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杨春江等对310名农民工数据分析得出工作时间通过影响城市融入度进而会影响该群体的生活情绪体验水平［17］；张纪豪等探讨了情绪耗竭在护士群体工作不安全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既可以直接影响其满意度水平，又可以通过情绪耗竭间接作用于满意度水平［18］。 以上研究结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它们更多的是将研究结论建立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基础上，容易忽视群体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复杂性。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工作条件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青年群体养老焦虑的？在这方面，精神健康社会学（sociologyofmentalhealth）的核心理论范式的最新发展—生态压力过程模型 （anecologicalmodelofthestressproces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社会综合作用的理论范式指导。生态压力过程模型提醒人们既要关注生态背景场域 （context），也要关注在其中产生的生活压力变量［19］，这一理论指出个体是嵌入多种交错的生活场域中的个体，传统研究更多关注影响个体压力暴露水平的宏观阶层结构变量，而生态模型则提出个体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中观环境变量需要更多关注。生态模型的这一视角与目前社会心理学所主张的社会结构与人格研究范式正好契合，社会结构与人格研究范式强调对于社会成员社会心理的关注和研究要从宏观结构、中观或邻近结构以及个体微观人格和心理结构这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中去把握［20］。以此为基础，从生态压力过程模型的理论范式出发，可以将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焦虑看作是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变量经由中观层面影响产生的结果，这一中观层面的压力过程变量包括遭遇到的压力事件、事件所带来的压力程度等，这也体现了一种将经历生活压力的个体嵌入于生活背景中的理论导向［21］。 因此，生态压力过程模型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青 年群体工作条件与养老焦虑之间的压力性作用机制。青年群体的养老焦虑反应是一个内部隐性系统，其经历的中观环境变量即工作条件是一个外部显性系统，内外部系统结合的一个中间焦点则是压力性作用机制。因为焦虑反应的变化是以生活压力的传导和释放为单位来应对各种外部工作条件所带来的风险的，这一生态压力过程是外部工作风险系统、内部焦虑反应系统以及压力传递疏导机制共同构成的一个函数。外部工作条件所带来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 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我们无法消除这种风险，但可以通过生活压力疏导，提高保障网的抗风险能力，进而减少风险冲击带来的伤害和养老焦虑情绪。 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压力性机制在工作条件与养老焦虑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在这一脉络的研究中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生活压力对个体心理焦虑的影响，但仍较缺乏，且结论不一：Hall对1078位18～55岁美国女性数据调查得出，较高的压力生活事件评分和慢性疾病对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22］；Marum对4823位16岁以上的挪威居民样本进行研究并得出所有负面生活事件都与心理困扰和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的结论。在所检查的生活事件中，财务压力是最强的预测因素［23］。此外，还有研究者通过研究印证了生活压力与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或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24］［25］，这些生活压力源包括了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破裂的家庭结构、累积的重大生活事件和感知到的父母间冲突［26］；ZuoBin以537名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研究得出压力性生活事件直接和积极地影响抑郁症的发生概率［27］；McLaughlin研究得出青少年压力性生活事件与焦虑敏感性的增加纵向相关，并且某些类型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事件和与家庭不和有关的事件，对焦虑敏感性的增加有不同的预测［28］。由此可见，这一脉络的研究也是关注生活压力对焦虑情绪的直接影响，而忽视与其他影响焦虑情绪的社会性制度因素的关联，即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研究取向。 由此，以生态压力过程模型为理论分析基础，研究工作试图克服既有研究仅关注工作条件变量对青年群体心理焦虑或养老焦虑的影响，或者仅关注生活压力变量对其养老焦虑产生影响的单一研究思路，通过综合两个层面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深描个体的社会心理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并将影响青年养老焦虑的一个中观核心要素—生活压力状况置于可能为其带来风险的工作条件之下，探讨在工作条件对养老焦虑的影响关系中生活压力的作用机制。因此，基于上述关于青年群体工作条件、生活压力与养老焦虑关系的文献回顾，我们具体提出如下核心假设： 较好的工作条件会对青年人的自我养老焦虑具有缓解作用，这一作用同时可以通过生活压力的疏导与释放起到改善青年群体自我养老焦虑的效果。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SocialSurvey，简称CSS）。CSS数据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和入户访问的方法，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了我国家庭、劳动就业、社会态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本文所使用的是CSS2017年数据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有工作且从事非农工作的青年群体。首先，依据年龄变量筛选出18～40岁的人群作为样本。其次，根据问卷中“请问您目前的工作情况是？”问题，筛选出选项为1“有工作”的样本；在此基础上，依据“您目前的工作状况是？”问题，筛选出选项为1“目前只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最后，删除本研究所需要变量的缺失值以后，共获取有效样本量为557个。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是从全国代表性数据中获得的，其地区分布涵盖了全国六大区域，在样本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工作情况等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分布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可以初步判断针对样本得出的结论也具有推广性。 2.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因变量是自我养老焦虑。本文将自我养老焦虑界定为青年群体对个人养老生活目前的担心、忧虑或者烦恼的一种主观表达。对应数据库的相应问题，本文使用CSS2017数据中“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的养老保障的评价”问题来衡量养老焦虑。养老保障的选项数值为1“非常不满意”至10“非常满意”，对其进行反向赋值为1“非常满意”至10“非常不满意”，数值越大，表明青年群体对养老越焦虑。 （2）自变量 自变量是工作条件。本文研究的工作条件主要依据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和工作质量三个方面来衡量。工作性质是依据问卷中“您认为您的这份工作性质属于？”问题，对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为“1=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2=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工作”“3=需要较高专业技能的工作”和“4=需要很高专业技能的工作”，数值越高，表明工作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就越高。工作时间依据问卷中“请问今年以来您这份非农工作平均每月工作多少天？”问题，数值越高，表明青年群体工作时间越长。工作质量依据的 是问卷中“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目前这份工作下列方面的满意程度”问题，数值为1“非常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