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PIMCO：为全球风险构建有韧性的策略20220815

【他山之石】为全球风险构建有韧性的策略 PIMCO2022年08月15日 注：PIMCO邀请世界著名思想家和政策决策者分享了未来五年影响全球经济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单机秩序的接替，去全球化，以及政府角色再经济范式中的转变，是三个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正在加强北约实力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欧洲也在逐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对美国外交政策而言，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会继续让美国政策的可信度及连贯性成为挑战。中美关系仍将继续恶化，俄罗斯战争也让中国开始提前准备美国可能的措施。影响当前美国通胀的三大因素是过度需求、传统供应冲击和疫情冲击。美联储和财政部门可以控制需求因素，但另外两个因素的控制能力微乎其微。因此，联储在控制通胀上非常具有挑战。另外，在净零排放的过渡过程中，气候正在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大影响因素。 正文： PIMCO全球咨询委员会由世界著名宏观经济思想家和前决策者组成，其成员最近讨论了可能在五年内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以下是问答交流。 摘要 乌克兰战争之后，美国可能会努力加强北约实力，我们看到欧洲开始努力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长期依赖。 从长期来看，重大地缘政治变化及其引发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减少和增长放缓。 发达市场可能会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英国、欧洲和加拿大；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略低，而美国通常进口的通货膨胀率较低。 随着公司、投资者和政府日益关注净零排放过渡，气候正在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大影响因素。 Q：俄乌战争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A：对乌克兰来说，无论战争结果如何，都需要付出巨大而昂贵的重建努力。而对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严重削弱，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也会降低。外交上，俄罗斯可能会更加孤立。在美国和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则不一定）眼中，普京总统仍将是一个贱民（pariah）。只要他执政，一些制裁措施很可能仍然存在。鉴于声誉风险，预 计很少有美国和欧洲企业会返回俄罗斯。普京最后会怎么样，如何应对，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会密切关注，并且会反映在他对台湾的行动上。 北约应该会变得更大、更强，更专注于威慑俄罗斯。欧洲的国防开支可能会大幅增加。最终，普京不会想与北约较量：他知道这对俄罗斯来说代价有多大。 这场战争对欧洲能源供应和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看到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依赖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短期内，这意味着能源转向替代供应商。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可以预期在欧洲能源韧性方面增加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和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替代品的投资。一个关键问题是：欧盟每个国家会寻求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还是欧盟会制定一项具有更大协同效应和效率的区域性战略计划？ Q：美国外交政策的高层前景如何？ A：除了投资于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外，拜登政府将继续专注于恢复美国在盟友中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态度不一致，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信誉的怀疑。在拜登政府领导下，阿富汗的撤军令这种怀疑加深。现在，在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的政策走向可能会强调北约的能力提升、提供安全援助以帮助盟国建立自卫能力 ，以及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慑。 随着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加剧，美中关系可能会继续恶化。中国可能会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同时小心避免引发美国的制裁。在未来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最高领导人的主要工作重点将继续是控制新冠疫情，使中国经济再次增长，以及巩固10月份代表大会上的权力和地位。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这在中东和中国尤为明显，美国的经济利益往往与对人权和独裁领导的担忧（基于价值观产生的）发生冲突。这可能会使制定一项始终如一、可信的政策变得具有挑战性。 Q：在长期范围内，哪些地缘政治趋势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国际协调机构？ A：三个同时发生的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化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挑战和不确定性。首先是单极秩序的解体：乌克兰入侵后大量国家没有对俄罗斯采取行动或实施制裁，这意味着一个支离破碎的多极世界。 第二个地震性的转变，即便我们不称之为去全球化，或者叫缩水版的全球化。这不仅体现在产业再回岸生产和盟友支持上，也体现在对韧性的强调。首要保证供应，优先于效 率，也优先于确保最低价格。 第三个重要转变是经济范式——特别是政府的角色。过去三十年，经济决定政治决策 （十年来，央行是唯一的决定着）。现在，政治正在决定经济决策。我们现在不仅必须考虑“美国优先”、“中国优先”等保护主义和退回国家自给自足战略，还必须考虑通过制裁实现贸易政策武器化、金融政策政治化（例如，将国家驱逐出SWIFT平台）和经济政策证券化（即，军事考虑决定财政政策）。 鉴于这些变化，我们赖以确保全球协调的国际机构正在减少。我们现在很难再看到这几十年国际机构促成创建的广泛合作。 这些转变的长期后果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可能意味着全球贸易减少（尽管可能有更多的区域贸易协定），从而导致增长放缓，同时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为增加国防、移民、能源补贴和更快的能源转型提供资金）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 。技术的爆炸性进步（如数字、生命科学和环境产业）应该通过推动增长来弥补，但这些 进步将主要发生在能够利用这些科技的地区。 Q：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如何。？ A：美中关系继续恶化，鉴于双方领导人的语气，很难想象两国关系会有所改善。大领导现在地位稳固，中国人民也倾向于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困难。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制定政策，以加强其经济，减少其对外部势力的脆弱性（例如日益敌对的美国）。随着中国应对重大增长挑战（包括新冠疫情封锁和苦苦挣扎的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可能需要在短期内将一些政策限制收回，如双循环经济模式和共同繁荣社会计划。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可能仍然是优先事项。 俄乌战争给中国提出了深刻的问题。看到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领导人可能觉得他们应该让自己的国家做好准备，以应对美国对理论上的未来行动（例如与台湾有关的行动）施加类似后果的风险。这样的准备工作并不容易。例如，考虑一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 ，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将美元储备大幅减少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然而，中国可能会寻求提高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贸易比例。最后，如果中国在降低资产风险方面做不到很多，它可能会增加外部负债，这样，如果资产受到威胁，负债也会受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将通过嵌入这些威慑力量为可能的“资本战争”做准备。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资本战可能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Q：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可能会如何应对？ A：从广义上讲，有三个因素在后疫情时代推动通胀：过度需求、传统供应冲击（如食品和能源）和疫情相关冲击。在美国，美联储（FederalReserve）和财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第一个因素——需求，但他们对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的控制能力微乎其微 。 在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下，美国决策者能够在疫情驱动的衰退之后支持需求和消费者支出。但2020年的衰退非同寻常，美联储的刺激措施往往帮助了许多最不需要它帮助的经济领域，住房、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这些行业只在典型的衰退中挣扎。而在疫情期间，服务业等需要更多的支持，但这些领域对低利率并不敏感。 简单谈谈决策者无法控制的另外两个通胀因素：俄乌战争造成的供应冲击加剧了一系列大宗商品的价格压力，进而影响到食品和能源成本。疫情影响的持续存在，包括需求从服务转向耐用品，供应链面临巨大压力，劳动力供应全面下降。 展望未来，通货膨胀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美联储无法控制的这两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趋于缓和，这将使美联储能够通过持续但或许不严重的需求紧缩来降低通胀。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两个因素变得更糟，而非改善。这可能是又一次油价冲击，或者是由于流行病或地缘政治而导致供应链恶化带来的。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如果紧缩力度不够，通胀预期就会上升，有可能导致工资-价格螺旋上升 。或者，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收紧银根，迅速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以便让需求的下降抵消美联储无法控制的因素对通胀的影响。 通胀预期是关键。如果它们大幅上扬，美联储官员可能会感到被迫更加激进地收紧货币 。沟通至关重要；市场对美联储的预期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Q：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的长期前景如何，气候政策如何发挥作用？ A：在发达市场中，长期风险的不对称性已转向更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英国、欧洲和加拿大，而在通常进口较少通货膨胀的美国，情况稍差一些。许多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正在重新调整优先级，从效率转向韧性。这些建立国防、医疗、供应链和价值链韧性的决定将有助于缓解未来的冲击，但它们都会带来长期持续出现在消费价格中的成 本。再加上全球向净零碳排放过渡的规模之大，这将在未来带来巨大的好处和机会，但在长 期看也会带来一系列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将是经济恢复能力以及保险公司、企业、社区和财政当局恢复能力的关键。转型的进展也可能成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在中国）竞争力既是行动的驱动力，也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驱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越来越关注净零排放的过渡。金融部门对净零解决方案至关重要，但它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的气候政策将是决定投资速度和价格压力规模的关键因素。气候政策越可信、越可预测，经济调整就会越顺利。气候政策正在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大支柱。 Q：大型跨国公司如何应对通胀、地缘政治和两极分化的挑战？ A：大多数美国大公司已经预期通货膨胀一段时间了，他们正带着担忧而不是恐慌面对挑战。劳动力短缺依然存在，但正在开始稳定。供应链仍然是压力源，中国的疫情封锁和乌克兰的战争加剧了压力。俄乌战争后，美国和欧洲公司迅速撤出俄罗斯。大多数美国大公司，即使是在俄罗斯有重大利益的公司，都表现出了迅速放弃俄罗斯市场的强烈意愿。 然而，这些公司中有许多担心未来几年世界对俄罗斯的反应会给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什么样的信号。美国和中国经济加速脱钩可能是相对俄罗斯更好的情况，而资本战的更坏情况可能会让许多美国大公司深感痛苦。这些风险促使许多美国企业投资于更多元化的供应链，以增强抵御与中国更严重脱钩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重回在岸可能不现实，但近岸和友岸的供应量将是普遍的主题。 此外，美国企业还被迫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前行，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得到改善。商业领袖们正在解决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因为他们不能保持沉默，与他们的雇员、投资者、客户和政界人士保持接触。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 （全文结束） 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资料仅供内部学习参考，不得对外传播。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请勿转发或公布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