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了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国对SARS-CoV-2累积死亡率影响的差异。作者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国公共卫生能力的薄弱、结构性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脆弱性方面预先存在的国家差异以及存在财政约束。文章还提出,四个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创造和放大了这些对冠状病毒有利的预先存在的条件,包括对财政紧缩的致命强调、对“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的过分相信、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以及对加税的不健康厌恶。最后,文章总结了一些关于更理智的宏观经济学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