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总第270期 目录 世界热点 外援与软实力:21世纪初非洲的大国竞争4 导读:外援是否是一种有效的软实力工具?它能否产生对捐助国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观的好感?本文通过对比中国对非援助和美国的竞争性援助回答了这些问题。该研究结合了来自Afrobarometer、AidData和Aid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s中的38个非洲国家的原始数据。作者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法来分离中国援助和美国援助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会增加(实际上可能会减少)受益者对中国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国的援助似乎增加了对美国的支持,并加强了接受者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接受,而中国援助似乎并没有削弱对前者的支持,甚至可能加强它。研究还发现,中国援助增加了受援国对英国、法国和其他前殖民大国的支持。 全球贸易增长迅猛20 导读:这篇文章分析了最近全球贸易形势。作者利用基尔贸易指标的数据发现,在前几个月疲软后,10月份全球贸易出现明显反弹,增长达2%,仅次于今年3月的强劲增长。这主要是欧盟贸易带动,尽管欧盟经济产出最近略有收缩。文章特别指出,德国和欧盟五大经济体10月份出口均有所增加,这对第四季度增长是非常积极的信号。相比之下,中国贸易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正在放缓。总体而言,最新数据表明全球贸易网络运转顺畅,这有利于圣诞节商业繁荣,但通胀压力可能是限制因素。 第三次幸运?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3 导读:西方担心人民币可能在国际货币地位上与美元竞争,这与全球人民币结算的低迷数字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中国前两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失败尝试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中国正朝着更现实的人民币国际化计划迈进,重点是中国在贸易和融资方面的优势。中国现在是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已成为主要债权国。对于全球南方的很大一部分来说。这一点,再加上对美元使用的日益频繁的限制,正在使人民币走强。自2022年以来,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和融资的跨境使用一直在增加,恰逢俄乌冲突和西方相关制裁。考虑到人民币自2023年1月以来一直在贬值,而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这一增长 是值得注意的。然而,自2022年以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有所减少,无论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所占份额,还是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在岸资产所占份额。与以前的尝试相比,目前的努力被证明是成功的,但仍很难判断中国是否会成功地利用其在贸易国家中的重要地位,重新尝试将其货币国际化。显而易见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可能会阻碍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尤其是缺乏完全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性。然而,考虑到目前对美元使用的限制,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非正统做法可能会取得成功。美元、欧元或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受到人民币崛起的进一步影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重大政策问题。 另一个中国冲击:中国进口激增如何改变全球农业35 导读:中国商业自由化对全球商品市场的影响已被广泛记录。然而,其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平行冲击却被忽视了。本文显示,中国对粮食进口的需求导致全球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受此需求冲击的农民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更进一步,来自中国的粮食冲击是这一时期全球森林砍伐的主要推动力。 经济理论 商业地产:金融风险在哪里?39 导读:新冠疫情大流行使消费和工作习惯发生深刻变化,并对商业地产(CRE)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在家办公、估值和杠杆上升以及利率上升,长期基本面疲软是CRE市场的潜在问题。研究显示,银行是迄今为止CRE债务风险敞口最大的机构,CRE潜在下滑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小的银行。未来的研究中将使用银行级别的微观数据评估CRE估值大幅下降的总体影响。 住房通胀将走向何方?41 导读:这篇文章探讨了住房通胀的未来走势。作者分析了租金要价和房价指数等多个住房市场指标,发现住房市场在2022年利率大幅上调后明显放缓。基于这些指标,作者建立了 预测模型,结果表明住房通胀很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显著放缓,甚至可能在2024年中期前转为负值。这反映出加息对住房市场的逐步影响。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住房通胀放缓将对整体通胀的下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呼吁决策者关注住房市场变化所释放的积极信号,这表明住房通胀压力可能会大幅缓解。 与机器赛跑的技能:互补性的价值47 导读:人工智能由于技能不匹配而同时导致失业和劳动力短缺。随着不断催促员工进行再技能培训,他们如何确定要投资哪些技能呢?本文使用来自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自由职业平台之一的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了互补性的重要性。技能很少孤立存在;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其他技能的互补程度。理解并利用这种互补性对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 促进生产率机构的兴起:近期发展回顾51 导读:本文回顾了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葡萄牙和英国等11个国家的生产率委员会最新分析工作和政策建议。文章发现,各委员会在机构设置、组成和独立程度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分析和政策工作方面有很多共同点。这可能反映了共同的挑战,例如生产率放缓和COVID-19危机,以及数字化等结构性趋势。它还反映了对生产率主要驱动因素的共同理解,特别是投资、人力资本、创新、数字化和创造性破坏,以及影响这些驱动因素的政策。本文还发现了一些尚未受到委员会关注的领域,例如环境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或生产率、工资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生产率委员会在OECD地区的兴起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对生产率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和政策学习资源。 外援与软实力:21世纪初非洲的大国竞争 RobertA.Blair1,RobertMartyandPhilipRoessler/文李博/编译 导读:外援是否是一种有效的软实力工具?它能否产生对捐助国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观的好感?本文通过对比中国对非援助和美国的竞争性援助回答了这些问题。该研究结合了来自Afrobarometer、AidData和Aid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s中的38个非洲国家的原始数据。作者使用空间双重差分法来分离中国援助和美国援助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会增加(实际上可能会减少)受益者对中国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国的援助似乎增加了对美国的支持,并加强了接受者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接受,而中国援助似乎并没有削弱对前者的支持,甚至可能加强它。研究还发现,中国援助增加了受援国对英国、法国和其他前殖民大国的支持。编译如下: 对外援助是软实力的有效工具吗?它是否对捐助国及其所信奉的价值观产生亲和力?如果有的话,它对捐助者的地缘政治对手的看法有什么影响?鉴于援助是增加国际影响力最常用的工具之一,这些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是令人惊讶的。捐助者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援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其商业和发展目标外,援助还被打上品牌并加以推广,目的是在受援国民众中产生对捐助国的支持,并传播符合捐助国世界观的政治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助可能会诱使受援民众越来越易于接受援助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以至于他们“想要援助国所奉行的价值”,正如Nye(2004)的著名软实力概念所想到的。 我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即通过接触、归因、情感和意识形态结盟的过程来解释援助对软实力的影响。受援国公民必须首先接触到捐助者资助的项目——无论是直接(作为受益人)还是间接(通过媒体或口碑)——他们必须准确地将这些项目归因于资助他们的捐助者。如果受援国认为他们从这些项目中受益,他们可能会更新他们的先验知识,以变得对捐助国更有利。除对捐赠者的“积极影响”有所增加以外(Dietrich,MahmudandWinters2017,135–6),引发这种转变对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英国国际发展部(DIFD)和其他捐助者管理的民主和公民社会项目至关重要(Scott2019)。 在中国在非洲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检验理论。中国现在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在向非洲大陆提供的援助数量上正在与西方捐助者展开竞争。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强其在非洲的软实力(Kurlantzick2007)。中国政府支持各种海外文化和教育项目,并在品牌和外交方面投入巨资,以宣传其提供的援助(Brazys&Dukalskis2019)。过去十年来,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或外交部长)已对非洲国家进行了八十多次访问。这些访问往往需要签署大量双边协议和承诺,以翻修医院、铺路、建设机场和开展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往往伴随着中非之间的团结和“双赢合作”宣言。 中国不断扩大的援助制度直接或间接地与“传统”捐赠国家,尤其是美国展开竞争。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但美国在言辞和措施上更强调良好治理、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如尊重自由和独立的公民社会)。美国还采取了各种保障措施,其明确目的是减少援助管理中的腐败。与此相反,中国明确反对西方将援助“政治化”,而是推对非“五不”援助原则。它不强加任何政治条件,因此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受援国政治的干预。中国领导人将中国援助制度的这些方面视为软实力的关键,(并将其定义为“大国意义上的直接竞争”(YoshiharaandHolmes2008,134)。反过来,美国将中国援助视为加强北京的“主导地位”和削弱美国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工具。 少数研究将援助作为软实力的工具进行检验,重点是理论化和测试单一捐助者的援助 对该捐助者的看法的影响(Dietrich、Mahmud&Winters2017;Eichenauer、Fuchs和Brückner2018;Goldsmith,Horiuchi&Wood2014)。我们通过探索地缘政治对手同时向同一国家提供援助时可能出现的独特动态来补充这些研究。我们的理论是,中国和美国独特且相互竞争的援助制度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即来自一个捐助者的援助会增加对该捐助者及其所拥护的价值观的支持,同时减少对该捐助者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支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应该期待中国援助的非洲受益者对中国及其政治和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亲近感。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应该预期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受益者对中国及其政治和经济模式表现出更强的亲和力,而对美国的替代方案则表现出更少的亲和力。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公民还应该对中国和其他一党制国家典型的政治原则表示更多支持,例如国家主导发展、一党统治和更严格监管的公民社会。接受美国的援助应该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通过将Afrobarometer的调查数据与从AidData和非洲财政和规划部的援助信息管理系统(AIMS)收集的美国和中国援助项目地点信息相结合,测试了我们理论的可观察假设含义。为了纠正中国和美国援助的非随机分布所产生的潜在选择性偏差,我们使用包含国家和非洲晴雨表轮次的固定效应空间双重差异来进行估计,这使我们能够比较居住在已完成项目附近的公民的态度与生活在计划但尚未达成正式协议项目附近的公民的态度(Briggs2019;IsakssonandKotsadam2018a;Kotsadametal.2018)。我们用来识别的假设是,计划中的项目和已完成的项目受到类似的选择过程,这样居住在计划项目附近的公民对于居住在已完成项目附近的居民来说是有效的反事实参照。 我们在以下部分解决可能违反此假设的一些问题。 我们发现,来自地缘政治对手的援助会产生替代效应,但其作用方式复杂,有时令人惊讶。在纠正了潜在的选择偏差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项目降低了接受者对中国的亲近感,同时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亲近感。美国的援助似乎削弱了对中国的支持,同时加强了对美国的支持——这是一种更直接的替代效应。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美国的援助增加了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支持,这些价值观更多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比如相信多党选举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测试这些结果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在修正了潜在的选择效应后,中国的援助似乎不仅改善了人们对美国的看法,也改善了人们对法国和英国的看法——与中国一样,这些前殖民国家经常被指责在非洲追求“新殖民主义”野心。 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将中国官方发展援助(O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