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来，联合国领导下的全球议程广泛采纳了这一理念，使其成为国际政策中最常提及的流行语之一。然而，“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被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术语上的过度膨胀。这一过程始于1992年的地球峰会（里约热内卢），最终在2015年通过了新的21世纪口号——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当前，“可持续发展”一词似乎几乎可以应用于全球任何挑战，包括城市问题。1996年，联合国全球城市议题会议（Habitat II）聚焦于“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开发”，从“人类定居点”的宽泛讨论转向了更具体的“住房与可持续城市”。这不仅是术语上的转变，更是政治策略的体现，旨在将城市置于增长框架之内。
SDG 8尤其强调了经济持续、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具。这背后涉及经济成长、生活质量改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艰难平衡。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普遍质疑这一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之间难以分离，更高的生产与消费必然导致更高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向可持续城市的迈进，是否只是一场信仰？Eva Garcia Chueca认为，尽管“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地球资源枯竭的背景下很难实现现实目标，但其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广泛接受，与当前经济体系及其内在增长逻辑紧密相关。为了确保持续增长，城市参与辩论的战略意义变得至关重要。
城市增长目前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条件之一。城市增长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新城市化）、改造衰退或前工业区域、推动大规模都市旅游和消费生活方式，以及商品化城市商品和服务等。
在华盛顿共识协议实施后，福利国家政策衰退，市场成为提供基本城市服务和住房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对城市的经济兴趣增加，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城市发展的经济利益增加。城市成为了利润生成的重要来源。除了环境和经济批评外，重要的是认识到，将城市辩论置于“可持续城市发展”框架下意味着理解全球城市化的不可逆转性，而应对之的唯一现实反应是尝试使其可持续。
实现城市可持续性不仅需要管理水和能源作为公共资源，促进非消费和积累的生活方式，建立与农村环境的团结和包容联系，还需要其他必要的转型。这些变化至关重要，但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辩论不能仅限于可持续性，还应以公平和正义、民主质量、承认和重视差异、体面住房、健康、教育和文化等权利为基础。
近年来，来自民间社会、学术界、专业协会乃至一些政府机构的众多参与者，已持续50年在“城市权利”旗帜下倡导这些原则。他们在起草新城市议程（NUA）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议程于2016年在Habitat III会议上通过。然而，文本如SDGs一样，仍深受增长理想的影响。
需要更多努力来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除非我们能够超越增长范式，否则通往可持续城市的道路将继续依赖于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