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行业市场概况（附行业现状、发展历程、产业链知识图谱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一、定义及分类 种子（seed），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特有的繁殖体，它由胚珠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一般由种皮、胚和胚乳3部分组成，有的植物成熟的种子只有种皮和胚两部分。种子的形成使幼小的孢子体胚珠得到母体的保护，并像哺乳动物的胎儿那样得到充足的养料。种子还有很多用于传播或抵抗不良条件的结构，为植物的种族延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行业政策 我国种业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增速较快。自改革开放以来，种业也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我国种业逐步开始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时代。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2022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出全面和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并从种质资源库建设、生物育种科技攻关、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育种知识产权保护、育繁推一体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出极为具体的实施方案，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生物育种行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相关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为种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有利于行业主管部门对种业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还为客户评判产品质量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对种子生产企业登记、生产、经营等行为提供了指导规范。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国家在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监管、种源技术攻关、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等方面发力，促进种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农业跨越式发展。 三、发展历程 我国种子行业发展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种业处于相对原始状态，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基础十分薄弱，种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种业市场才得以初步建立并发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作物选育水平、良种水平和供应能力显著提升。种业阵型企业集群初具雏形。 四、行业壁垒 1、技术壁垒 种子行业包括育种、制种、加工、销售等环节。种子行业的制种、加工、销售环节，其技术壁垒相对较低；而育种环节，技术壁垒则非常高。一个优质植物新品种的诞生，具有典型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资金密集等特点。同时，全球、我国均执行专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育种单位或育种家的知识产权，植物新品种研发成功后，育种单位或育种家可在植物新品种上获得知识产权（即植物新品种权），并向授权经营企业收取授权经营费用，该情况更进一步提高了行业技术门槛。 2、资金壁垒 种子行业的育种、制种、加工等环节都需要有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尤其是育种环节。育种周期往往较长，且研发的人才、种质、资源等投入高昂。因品种创新是种子企业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国际种业巨头、我国知名种子企业每年均需要投入大额资金甚至巨额资金进行育种、研发。 3、人才壁垒 种子育种的周期往往较长，搭建一支人员稳定、技术能力过硬、经验丰富的技术研发团队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此外，种子行业是农业、生物、化学、工业等多领域结合的行业，对育种人才的知识体系要求也较高。 4、种质资源壁垒 种质资源是育种的基础。原始种质资源的搜集、优质种质资源的开发培育、种质基础的拓宽是整个育种工作的基础。种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育种的成功率以及植物新品种的质量。但是种质资源的开发、寻找、培育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这一特点也决定了种质资源在种子行业的突出地位，种质资源是企业所有种子产品生命的起点，其多样性及优劣性决定了企业种子产品未来的品质及市场生命力。 5、资质壁垒 2001年开始，我国开始对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2022年农业部再次修订《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对种子企业的基础生产经营设施、育种机构及测试网络、育种基地数量及面积、科研投入、审定品种情况、生产规模、种子销售网络、种子加工能力、人员配备情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极大地提升了种子行业的准入资质要求，同时提高了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认定门槛。对于规模较小、研发能力薄弱的企业而言构成了行业准入壁垒。 五、产业链 我国种子行业已经构筑了涵盖上游育种、中游制种和下游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其中，育种环节作为整个行业的核心，拥有极高的技术门槛。在这一环节中，育种专家会根据病虫害的抗性、环境的适应性以及特定的种植需求，研发出具备优秀性状的新品种。采用的育种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传统的杂交育种、现代的基因工程育种以及前沿的细胞工程育种等。中游制种环节，种子企业往往选择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进行生产。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会详细约定生产的面积、数量、质量标准以及价格等关键要素，以确保种子的质量和产量。在种子成熟后，企业会进行统一的回收处理。下游销售环节，种子企业则通过与经销商和零售商的紧密合作，将优质的种子送达种植户手中。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种子的市场流通，也为企业获取了收益，更重要的是，它确保了广大种植户能够获得适应其种植需求的种子，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六、行业现状 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种质资源长期保存量位居世界前列，常规杂交育种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目前国际种业研发中主流的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我国处于积极应用阶段。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生物育种的政策支持力度，我国种子有望在生物育种技术的加持下，实现种植密度、种子单价等方面提升，进而为我国种子市场规模带来可观的增量空间。2020年我国种业市场规模达552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2.3%。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73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5.8%，我国市场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农产地区，增长潜力较大。得益于较高的商品化率、农产品单价和较广的种植区域，玉米种子市值长期位居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价值首位。 七、发展因素 1、有利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频出，对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19年以来，我国种业法规不断完善，国家政策层面对种业给予高度关注与支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生物育种产业化政策再次加码，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我国制种行业有望迎来长期的产业变革。同时，我国转基因品种审定政策已经落地，后续转基因品种商业化将进入实质阶段。生物育种研发能力强，玉米等转基因品种竞争力强的种业龙头企业将会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2）下游畜牧业回暖，拉动上游行业发展 随着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的推进，行业整体集中度提升，中大型畜牧养殖场的数量增加使得行业慢慢从中小型散户养殖逐步转型成规模化养殖场，提升了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标准化及专业化的程度，从而促使行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增强，面对动物疫情时能够更加科学的抵抗疫情。经历了2019年非洲猪瘟所带来的行业寒冬后，生猪养殖数量和猪肉产量开始迅速回暖，并于2021年重现增长态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生猪养殖数量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达到44922.42万头，同比增长10.51%。2022年生猪出栏量为6999万头，同比增长4.3%。养殖业的回暖势必会带动其从上游产业采购的需求，玉米作为饲料原材料的需求量将随着下游养殖量而增加。 （3）科技为种业赋能，行业有望实现快速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老百姓对高品质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随着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育种等前沿育种技术的不断深化，以及自动化农机设备的配套使用，我国有望创制突破性新品种。育种技术的更迭和新品种的不断涌现，为我国种子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2、不利因素 （1）高级技术人才缺乏 种子行业的育种环节具有典型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等特点，良种的研发培育工作技术含量高，对育种专业人才的研发能力及育种经验要求较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科研育种工作主要在农业科研院所完成，导致具有种子研发经验及高水平研发技能的人才集中在全国各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种子企业的研发技术人才缺乏，科研技术向育种成果的转化率较低，研究与商业化分离。随着我国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支持种子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高级技术人才短缺的矛盾将更加凸显。 （2）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需加强 新品种的研发需要耗费种企大量的时间、人力及财力，目前市场上套牌种子、假种子等仿冒现象频出，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取证难、量刑难等问题导致此类问题屡禁不止。2016年实施的《种子法》加大了对制、售假种子的惩罚力度，增强了对假种子生产经营者的禁业规定。2021年，新修订的《种子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保护经营者的植物新品种权。虽然近年来我国种子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市场上套牌假种已扰乱种业市场秩序、危害种企良性发展多年，清理整顿不会一蹴而就，正规种子企业在市场推广中依然可能遭受权益被侵犯的境遇。 八、竞争格局 与美国等西方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子行业起步较晚，研发能力较弱，种子研发以科研院所和少数龙头企业为主，研究与商业化相分离，市场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这导致近年来行业集中度偏低。根据2022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统计，行业前5名实现销售收入96.27亿元，占比10.94%。目前我国种企规模偏小且分布分散，近三成企业经营玉米种子。根据2022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统计，2021年我国种子企业7668家，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仅有173家，占比仅为2.26%。 九、发展趋势 1、品种审定标准提升，优质种企优势凸显 我国农作物从选育成功到应用推广需要通过品种审定以进入市场，申请审定的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试验，早期品种试验主要由国家和省两级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但随着育种主体逐渐增加，企业育种能力的上升，申请审定参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品种数量呈爆发式增加，国家和省两级试验渠道已难以满足试验需求。自2014年起，原农业部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宽试验渠道，额外增设绿色通道、良种攻关、联合试验体、特殊品种试验，以扩大试验容量，缩短试验周期。同时，允许自主试验等方式减少排队时间和简化程序。自此，品种审定步入快车道，过审品种数量井喷。但伴随而来的是行业进入低质化竞争，产品同质化情况严重。 2017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修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改变过去“唯高产论”的品种评判标准，以品种种性安全为核心。2021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国家级玉米品种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提高稻和玉米品种审定门槛，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引导培育突破性品种。审定标准的提升，有利于市场回归品种良性竞争，审定品种的增多将丰富种企的产品矩阵，为种企扩大优势区域、丰富产品线提供强有力支持，进一步提升种企的产品竞争能力。伴随着政策对自主试验的资格进行限定，审定渠道资源将向龙头企业聚集。品种同质化、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随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和利润空间变薄逐步被挤压。 2、全球粮食供需关系紧张背景下，粮食安全重要性愈发凸显，生物育种产业化落地可期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全球约三分之一土壤退化，导致土壤肥力流失、作物营养质量下降。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也为全球粮食供应带来了短期冲击，俄乌冲突升级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统计，在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之下，全球超过20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叠加极端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供给减少而需求上升，正导致全球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而粮食进口成本的增加也将加剧粮食风险。 种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着力提高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培育高品质粮食作物新品种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