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亚太宏观策略会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20240129

高盛亚太宏观策略会–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高盛亚太宏观策略会–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Q：当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如何？ A：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但是存在一些亮点，比如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并且新能源技术和设备在出口和生产上依然强劲。尽管去年的增速达到了5.2%，但如果考虑前两年的 数据综合评估，年均增速只有4.1%，这个数字是比较低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应对目前经济的状况。 Q：这次中国经济的低迷是周期性回调还是长期衰退的开始？A：目前的状况可以被认为是周期性的低谷，即周期性衰退。诸如债务、房地产、投资不振、预期不佳以及货币政策低效等问题都是周期性低谷的典型现象。即使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低谷，也会是痛苦的，并且可能不会在几个月内结束。目前来看，这些挑战都不是特别令人担心，因为它们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波动。 Q：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是多少？A：在十三五规划时，估计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但现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成本提高、供应链调整、地缘政治等，潜在增长率可能降至5%或者5.5%之间，这也是符合当前增长趋势的水平 。Q：您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会设置为多少？ A：我无法确切知道官方会设定什么样的增长目标，但我认为5%是个合适的基本目标。去年已经达到了5.2%，设置一个太低的目标可能不利于鼓舞士气和调整预期。Q：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两年可能会有怎样的演变？A：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板块之一，与地方政府及居民支出密切相关。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如何演变，目前尚难以作出准确预测。Q：房地产行业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具体是什么？ 后续的发展趋势和预期又如何？A：房地产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在于中国过去推行的城镇化战略，这一策略过度鼓励了中小城市的发展，却限制了大城市的拓展。大城市面临土地不足，人口承载压力过大等问题。因此，房地产商在缺乏大城市土地的情况下，将发展重心转移到中小城市。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建成房而无人居住。结构性问题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资金链风险，当小城市的项目销售不畅时，可能影响整个房企集团的资金流。对于未来，比较看好城市群的模式，特别是中心大城市及其周边的中小城市。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为64 %，对比日本的77.4%（1991年）还有上升空间，因此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可以预见的是，投资者会越来越倾向于在大城市群或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地区进行投入。 Q：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背景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用如何？对于货币政策保持现有利率的原因有何解释？ A：当前的宏观经济更像是遇到了周期性的低谷，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则偏向结构性。对于货币政策，目前看来似乎并不是很有用，因为现象类似于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即使货币供应增加，利率降低，但如果投资者难以看到项目的预期回报率超过利率，他们则不会投资。对于保持现有利率的持续性，可能是出于对过去政策措施的谨慎态度。特别是09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潜在了诸多问题，使得政策决策者对随意采取强刺激政策持谨慎态度。至于财政政策，当前的财政政策力度似乎较为保守，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激进应对措施，中国的做法显得谨慎。官员们经常强调不再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这表明政策面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去政策后果的影响。 Q：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控制上有哪些变化？A：中国近年来在财政政策方面经历了重要变化。2015年预算法修订后，地方政府被允许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但这必须受到中央政府的 控制。这种机制实现了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中央控制，避免了此前无序的刺激行为。此外，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中国有能力实施有控制、有节奏的宏观财政政策，同时中央政府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承担责任，注重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长远眼光，不仅考虑当前，还考虑到长期发展和下一届政府面临的平衡问题。在货币政策方面，尽管有限制，但可以推测，未来中国可能会利用国有企业背后的公共资产作为宏观稳定器，用于债务整理、重组以及企业纾困和市场稳定。Q：中国政府可否有效利用公共资产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A：中国的公共资产，包括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总计约155万亿元，约占GDP的120%。在经济 压力或特定情况下，这些资产可以作为宏观稳定器发挥作用，用于企业纾困、市场稳定及债务重组方面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已经在金融机构和房地产机构出现问题时使用过公共资产进行干预。因此，可以预期在2024年或其他关键时刻，如果需要，中国政府可能会再次动用公共资产来支持经济稳定。 宏观稳定器和债务重组在企业的纾困市场的稳定方面应该发挥作用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方面。Q：中国的企业在面临债务问题时，有哪些应对措施？这些举措对投资有什么影响？A：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面临债务问题时，可以通过重组来缓解压力。一些国有企业会接手债务问题较大的公司，帮助它们渡过难关，重组过后的公司表现良好。比如，有的房地产企业通过出售资产和得到国资委等国有企业的支持而恢复了活力。中国的城投债务处理方式是通过合并负债较重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负债率较低的商业投资来整体降低债务率，实质上动用了国有资产进行债务优化。这些做法在短期内提升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务稳定性，但长期看需要评估其对政府债务水平和经济持续性的影响 。Q：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债务管理和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财政优势？ A：中国政府在债务管理上有明显的财政优势。首先，中国政府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作为支撑，即便政府债务日益增加，背后的资产储备给予了较大的应对危机的空间。例如，如果按照资产负债平衡表来考量 ，中国政府拥有的资产规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使用1555万亿作为分母，中国的负债比例看起来 是相对较低的。在危机时刻，国有资产也可以发挥公共品的属性，在宏观稳定中起到作用。相比之下， 日本在90年代初的财政债务问题上并没有这样的资产支持。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优势表现在其策略性地运用国有资产进行债务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上。Q：在中国的经济战略中，如何理解“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及未来5-10年的发展策略？A：关于中国的经济战略，“现代化”并非新概念，它指的是学习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知识化等，结合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使用的概念，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方向。至于“高质量发展”，这个理念强调的是无论如何避免过去增长模式中的不足，例如贪腐 、环境污染、收入差距等。高质量的发展意味着避开过去的缺点，而追求的是更为理想的、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这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愿景，包括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努力，以应对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转型的需要。未来5-10年的发展策略主要聚焦于这种高质量、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Q：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近期中国有什么新的发展策略？A：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除此之外，中国近期还强调了“高质量开放”这一概念。在面临一些国家的遏制和安全考虑时，中国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行更大规模的开放策略，包括向不同国家 、产业和企业的开放。即便存在一 些限制和所谓的“负面清单”，中国的开放态度并未改变，依然以开放的心态推进全球化，并坚持不纠结于自我脱钩，而是通过更大的开放来拓展市场和吸收技术。Q：关于三中全会，海外投资者有哪些可以期待的改革举措？A：目前不清楚三中全会的具体举行时间和内容。中国所需要进行的改革和必须做的工作已经在过去几年提出来了，多次被反复强调。如果能够落实已有提案并继续贯彻实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成就。新的会议应该更多地关注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改革的动态过程。投资者不应对三中全会有过高的期望，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宏观改革和发展趋势。Q：您怎么看现在中国政策的协调性？近些年是否出现过政策协调不当的情况？A：确实存在政策之间协调性差的情况，尤其是在2021年，被中央研究机构称为“合成谬误”。原 因在于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下，存在多重目标并被不同政府部门执行，而这些部门在推出政策时的协调 性有时确实不够。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在被意识到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政府部门被要求在政策出台前做更多充分的准备，包括听证和沟通。这些改进是通过吸取“合成谬误”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教训实现的。可以期待，经过这些教训的磨砺，政策的协调性问题会逐步缓解。尽管存在问题，但人们正通过实践中的教训学会如何改进和协调，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