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为维护市场资金利率合理充裕,央行超量续作MLF4810亿,OMO和MLF利率均继续维持不变。对此我们的理解如下: MLF超额续作降低了降准的可能性 2月因为信贷过快投放、M0回流速度低于预期、财政支出力度尚未明显发力等因素影响,资金面波动较大,央行用大额逆回购投放对冲流动性压力,2月日均7天逆回购达到3027亿,滚续量高居历史第二高位,导致市场对降准的预期抬升。3月后随着M0回笼、财政支出发力,资金面压力明显减少,央行逆回购投放量和余额逐渐下降,此次投放4810亿MLF进一步有效填补流动性缺口,导致降准的必要性进一步下降。 通过回顾降准的节点可以发现,过去五年历次降准一般会发生在经济下行时期,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满足市场的潜在资金需求,但在经济上行阶段降准往往比较少见,现在国内经济已经处在复苏期,在经济上行阶段宽货币的必要性降低,同时海外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央行保留政策空间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或许更加合意。 MLF和OMO利率继续维持不变符合预期 从汇率角度看,当前降息可能会再次增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受美联储加息节奏扰动,人民币汇率自2022年8月中旬后出现大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22年8月11日6.73一度单边贬值至11月10日的7.24,随后随着国内经济预期转好,人民币汇率有所回升。虽然近期美国硅谷银行事件冲击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目前美国通胀依然有较强的粘性,仍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后续美联储加息进程大概率将持续,人民币汇率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当前时间窗口降息可能会扰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引发汇率再次贬值的风险,进而对稳增长初级阶段的市场信心造成冲击。因此,受汇率波动制约,当前并非理想的降息窗口。 从货币政策效果看,与降准的逻辑类似,降息一般发生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我们认为,总量货币政策宽松主要发挥托底经济的作用,但是对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作用可能并不显著。比如2018年间,央行共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5%,同时资金利率大幅下行,R007中枢由2018年初3.23%降至年末2.69%左右,但经济下行;2021年同理,央行共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虽然托底了经济的下行压力,但并没有显著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因此在经济下行阶段,充裕的资金量、较低的融资成本可以减轻居民和企业部门的生产生活压力,但实体经济有较强的顺周期特征,即便银行间资金过剩,但资金很难流入实体经济,最终反而可能导致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而消费、投资不见起色。相对的,宽财政+宽信用+宽地产+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起到很好的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这些政策由政府直接创造需求,可以更高效的直达实体经济,在拉动经济由向下到向上转向上发挥更显著的作用。对央行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由于灵活、精准的特征,大概率将是2023年主要发力点。 基本面修复趋势逐渐明朗,债市建议慎重追高 1-2月经济数据指向基本面正在有序修复,居民消费整体回暖,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稳中有升,基本面的修复趋势逐渐明朗,市场对基本面预期的分歧或将逐渐趋向一致。在此情形下宽货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2023年宽财政、宽信用等政策发力的确定性较强,从基本面和政策端均指向对债市不利,因此我们建议保持谨慎,慎重追高。随着经济转好和政策发力,我们看好内需为主的转债市场。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超预期;疫情扩散超预期。 附图1:3月后逆回购投放量显著降低(亿元) 附图2:降准窗口往往出现在经济下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