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双循环与全球化经济 ■■■■■■■■■■■■■■■■■■■■■■■■■■■■■■■■■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陈胤默１王喆２张明２仉力３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全球９１个经济体的跨国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而有助于降低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在缓解收入不平等上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当一国的科技实力越高、教育机会越多、劳动参与率越高、金融发展越好时，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数字经济收入不平等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作者单位１．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２．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DOI:10.13516/j.cnki.wes.2022.12.015 一、引言 当前，收入不平等日益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加剧。《２０２２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最富有的１０％人群拥有全球财富的７６％，与最贫穷的５０％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２０年里近乎翻了一番。特别是，近年来新冠疫情的蔓延使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 与此同时，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基尼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９年基尼系数达到０．４６５①，超过０．４的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阻碍。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如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路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郑世林等，２０１４；左鹏飞等，２０２０）。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为落后国家、地区和人群实现收入增长和脱贫致富创造了新的空间。在数字经济带来经济效率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否带来公平。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一些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具有增收和减贫效应，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助力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增长（Ａｈｍｅｄ和Ａｌ⁃Ｒｏｕｂａｉｅ，２０１３；Ａｓｏｎｇｕ和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张勋等，２０１９；Ｆａｉｚａｈ等，２０２１）。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能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Ｇｕｅｌｌｅｃ和Ｐａｕｎｏｖ，２０１７；Ｄａｕｄ等，２０２１）。但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两方面不足：一是当前文献多以单一国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２２ＹＪ０９０００１）的资助。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１１８·《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家为研究对象，缺乏跨国层面的比较分析。受国家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从单一国家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可能只适用于一国，研究结论对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力度有待验证。二是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的度量往往聚焦于数字金融、人工智能等具体数字产业，或采用移动电话、互联网普及率等ＩＣＴ基础设施和ＩＣＴ技术变量，难以全面把握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情况。 总体而言，当前鲜有研究从跨国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主要是受制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困难。王喆等（２０２１）编制的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给研究跨国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图１展示了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国别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但这只是描述性结果，在普遍意义上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图１数字经济发展与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ＳＷＩＩＤ数据库与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王喆等，２０２１）。 注：纵坐标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表示该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横坐标为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标越大，表示该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越好。基尼系数和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采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度量。 本文有三方面的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跨国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现有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文献多是聚焦于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汇率估值、教育等方面（杨娟等，２０１５；Ｂｕｍａｎｎ和Ｌｅｎｓｉｎｋ，２０１６；梅冬州等，２０１８），国内还鲜有文献从跨国层面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基于全球视野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缓解收入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路径。第二，在数据使用上，本文从不同维度全面度量并检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当前，关于全球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度量，而现有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多维指标体系构建较难平衡时间和指标连续性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利用基于不同维度构建的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王喆等，２０２１），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第三，在现实意义上，本文检验跨国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机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金融等渠道产生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数字经济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数字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１１９·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两支文献：一支文献是较为广泛地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另一支文献则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１．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 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失业率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工资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技术因素。Ａｇｈｉｏｎ和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２）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引入产生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同部门间工作岗位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Ｇａｌｏｒ和Ｍｏａｖ（２０００）等研究也表明美国工资收入的差距拉大与新技术密切相关。 关于这一时期高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溢价和工资差距拉大现象，一些学者通过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对其加以解释。Ｎｅｌｓｏｎ和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指出发生技术变革时，熟练工人能够更快地适应新技术，学习新知识。另一些学者则提出“资本－技能互补”假说，认为新技术本质上与技能相补充（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６９）。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９９８）则直接建立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提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与内生的新技术偏向有关。若技术进步非中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导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不成比例地增长，就可能带来收入差距扩大。 然而大量经验研究显示，技术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确定。一些学者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有偏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存在于发达国家（Ｂｅｒｍａｎ等，１９９８）；并且相比于全球化，技术进步是收入不平等加剧更为重要的原因（Ｔｉｃａ等，２０２２）。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Ｌｅｅ（２０１１）指出，在一个国家内研究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要保持谨慎。有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加剧收入不平等可能仅存在于某些国家（Ｋｈａｒｌａｍｏｖａ等，２０１８），一些研究发现技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为微弱（Ｃａｒｄ和ＤｉＮａｒｄｏ，２００２）。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指出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二者之间存在“Ｕ型”关系。Ｋｉｍ（２０１２）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种“技术Ｋｕｚｎｅｔｓ曲线”假说：一种是基于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形成的“倒Ｕ型”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技术进步先上升后下降；另一种则是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Ｕ型”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技术进步先下降后上升。Ｇｒａｖｉｎａ和Ｌａｎｚａｆａｍｅ（２０１９）也对技术和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究，发现证据支持收入不平等和投资专用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熊彼特观点”，即二者之间存在Ｕ型关系，当投资专用技术超过某个阈值后，投资专用技术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２．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成为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结论。已有研究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当前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对其做出解释。一方面，基于有偏技术进步的视角，Ｇｕｅｌｌｅｃ和Ｐａｕｎｏｖ（２０１７）指出数字创新促进市场集中度和风险溢价增加，其间产生的市场租金主要流向投资者和管理人员，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替代效应、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检验发现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增加。另一方面，不平等加剧是由数字福利的不均匀导致，这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Ｄａｕｄ等（２０２１）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５４个国家的跨国样本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进步和金融化的叠加影响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主要是因为边际集聚效应的作用，即高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金融产品和数字技术，从而拉大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大数据、机器学习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算法机制也可能强化线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歧视（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２０１６）。 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一些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包容性和普惠性特征，并且这一结论主要发现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Ｓｋｉｔｅｒ等（２０２０）基于俄罗斯样本发现 ·１２０·《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在非洲，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Ａｓｏｎｇｕ和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在东南亚，互联网普及所反映的数字技术变革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Ｎｉｎｇｓｉｈ和Ｃｈｏｉ，２０１８）。该影响在印度尼西亚表现得较为明显，Ｆａｉｚａｈ等（２０２１）研究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基础设施的接入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在中国，学者们也发现数字经济对减缓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能化能够促进益贫式发展，并通过新工作创造与生产率提升途径产生影响（杨飞和范从来，２０２０）。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张勋等，２０１９）。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水平会影响数字经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就越小（Ｋｈａｒｌａｍｏｖａ等，２０１８）。在全球范围，张羽和王文倩 （２０２０）发现全球金融科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倒Ｕ型”特点，收入不平等随金融科技发展先增加后降低。 第三，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渠道。除上述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外，现有研究还从以下三个渠道进行分析：一是教育渠道。教育质量对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Ｈａｌｌ，２００９）。在发展中国家，有偏的技术创新会增加收入不平等，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有所缓解（Ｋｅｒｋｅｎｉ和Ｍｎｉｆ，２０２０）。数字经济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成本，并加速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共享；在此影响下，利用信息优势和知识垄断获得收益的人群的收入可能会下降；在线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