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支撑、贫困状况及老年人主观福利的现状兼公共转移支付政策效果评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DataCenterforManagementScience,NSFC-PKU)成立于2014年12月，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服务全国管理科学的数据收集与数据服务中心。作为北京大学直属的、以 交叉学科为特点的实体学术科研机构，中心长期开展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andRetirementLongitudinalStudy,CHARLS）为代表的一系列大样本、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收集。自成立以来，数据中心借助已有优势，逐步推进数据采集、数据管理与服务和智库研究三个领域的建设。 中心智库以构建开放性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为目标，旨在大力推动运用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以开发和利用CFPS、CHARLS等优质数据资源为基础的量化研究，并针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需求，积极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 中心智库每年通过公开竞标方式，择优资助若干研究课题，为立项课题提供研究资金、研究助理和办公空间等多方面支持，并借助智库平台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推广。此外，中心智库推出客座研究员项目，诚邀有志从事与政策相关的数据研究的学者们驻中心研究。客座研究员可得到数据服务及办公条件的支持，并参与中心组织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 同时，中心智库通过研讨会、公开讲座等学术活动,促进知识分享和研究成果交流。中心智库还推出《数据与决策》系列出版物，包括《数据与决策：工作论文》、《数据与决策：政策报告》、《数据与决策：政策简讯》，旨在为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学者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 引言 文献综述数据介绍 子课题一：老何所依？养老的经济支撑和政策评估子课题二：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分析 子课题三：贫困状况对主观福利的影响及转移支付政策效果评估总结 参考文献附录 /01 /03 /06 /07 /15 /25 /32 /35 /39 引言 随着生育率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问题正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末我国13.7亿总人口中 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16.1%，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10.5%。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增加到近30%；抚 养比（25-64岁人口比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则将由2000年的13下降到2050年的将近2.1。 老龄化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它说明营养增强、医疗改善，人均寿命延长，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抚养比的显著降低发生在经济尚处发展时期，与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发达国家相比体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给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乃至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特殊的挑战。尽管中国在2010年就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人均GDP依然落后，老龄人口高速增长使得国民经济面临活力减退、医疗保障和社会赡养负担加重等重重困境。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尚未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养老保障体系，对目标群体的选择标准相对片面，养老支持形式较为单一，难以做到精确扶贫，大多数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缺乏足够的养老支撑。从相对水平看，城乡老年人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农村养老事业发展尤其滞后。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经济支撑，成为养老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 除经济支撑这一基本问题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市迅速扩张，大量青壮年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许多老年人成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一方面传统的大家庭结构和代际支撑体系遭到破坏，“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加剧；另一方面，我国尚没有像其他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发达国家一样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养老的文化基础和产业基础，因而出现养老断层，丧失青年劳动力的家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大。这种贫困并不仅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低下，更意味着基本能力的缺乏，是多维 度的概念。例如，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自身技术水平低下等主观原因，以及资源匮乏、地理区隔和社会排斥等客观原因，“贫困”人口难以获得充分信息，难以进入劳动市场获得工作职位继而改善其生活状况。中国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往往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医疗保障缺乏，卫生设施不到位，缺少可及的、安全的能源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关心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撑，还要包括解决老年人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如果说经济支撑解决的是贫困的“贫”这一层面的问题，这些困境在本质上属于贫困的“困”这一层面。在两个层面上解决中国老年人面对的困境，是中国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贫”与“困”的双重困境，也会不可避免地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造成冲击。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老年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Leietal.,2014），自杀现象频发（颜廷健，2003），以及近年来老年犯罪率的上升（杨童，2016）等现象在令人唏嘘的同时也揭示出社会对于广大老年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认知缺失。由于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与其所处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基于对老年贫困问题的充分认识，讨论贫困与主观福利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我们识别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加深对于老年人主观福利的理解。 在了解当前中国老年人经济支撑、贫困状况和主观福利的基本状况后，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现有的转移支付政策是否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即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否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撑？是否显著降低了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进一步的，转移支付政策能否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本报告以经济支撑、贫困状况和主观福利为主线，先描述中国老年人经济支撑、贫困和主观福利的现状，再评估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以期为更有效的公共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 文献综述 在中国“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撑是当下亟待解答的问题。人口抚养比失衡，传统家庭关系瓦解，养老模式无法持续，公共养老金项目不成熟等因素，均会影响老年人实际获得的经济支撑情况。了解老年人现有的经济支撑状况是制定一系列养老政策的前提。现有文献对于我国老年人的经济支撑的来源和作用展开了一些讨论。例如，Cai等人利用中国城市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状况，发现单靠子女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让处于贫困线下的父母脱离贫困(Caietal.，2006)。Park与Shen等人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08年对浙江和甘肃两省的预调查数据，通过分析自身收入、公共和私人转移支付、储蓄等对消费的贡献，发现对于甘肃和浙江两省而言，私人和公共转移支付有效支持了老年人的消费行为，而缺乏养老金和独居的老人面临着更大的贫困风险(ParkandShen，2012)。可见，老年人经济支撑的缺失和相关社会资源的缺乏往往是导致其陷入贫困的原因。 此外，研究显示，除转移支付导致的收入差异外，老年人口本身就是一个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群体(王德文、张恺悌，2005；于学军，2003；Brady，2004)。虽然对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的估计因所使用的分析单位、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的不同而呈现很大差距(杨菊华，2007;杨菊华,陈志光，2010),但无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老年家庭贫困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其他家庭的贫困比例(王宁，庄亚儿,2004),构成了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 然而，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大部分对于贫困的定义都还仅限于“收入贫困”，但贫困本质上是福祉的缺失，既包括货币方面也包括非货币方面。人们普遍理解的贫困指的是家庭或个人无法获得充分的货物和服务，以确保其在所属社会中过上体面生活的处境，这属于贫困的货币方面，倾向于衡量“贫”。从这个角度衡量经济贫困时，须采用特定的货币（收入）线或是贫困线。但贫困不仅包括物质的缺乏，还包括在许多维度上能力的缺乏，也就是“困”的含义。因此有许多学者从“困”的角度出发对贫困概念提出了补充。AmartyaSen提出：贫困的本质是基本需求的剥夺，是人的基本权利的缺失。他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不能仅 停留在收入层面，而应该立足于贫困者的生存状态。对贫困的关心应该更重视对穷人福利的关心（绝对贫困），而不是简单的对他们与其他人收入差距的关心（相对贫困）。进一步讲，无论何种贫困状态，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权利的缺乏或者其他条件的不足造成的。贫困绝不仅仅是低收入水平的外在表现，而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多维度的分析（Sen，1976）。在讨论贫困问题时，人们应当更加关注贫困者获取某项权益的能力，而非仅关注其目前的状态。基于这一思路，Sen提出了以能力方法定义贫困的多维贫困理论。多维贫困的基本框架是，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这成为了日后多维贫困理论的基础。后来的学者如Alkire等人在Sen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多维贫困的理论。Atkinson提出研究贫困问题需要对人们在不同维度的受剥夺状况进行分析，不同的贫困的测量方式（取不同维度的交集、并集或是中间情况）会导致不同的结果(Atkinson，2003)。2011年，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的Alkire与Foster合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其主要的特征是双重临界值——即维度内临界值和跨维度的临界值。这种方法很快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采用(AlkireandFoster，2011)。 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贫困问题，需综合考虑“贫”和“困”这两方面，因此在报告中我们分别利用两种方式来描述中国老龄人口的贫困问题。由于现有文献中针对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研究较少，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更为缺乏且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未能深入探讨多维贫困指标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将会补充这一空白。 降低老年贫困发生率，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最后的落脚点是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主观福利与贫困紧密相连，Sen最初提出多维贫困的概念时专门就“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进行讨论，此后也有部分学者延续这种定义，将主观福利贫困作为多维贫困的一个维度。如王小林等在著作《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中专门识别了主观福利贫困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生率（王小林等,2012）。Kingdon和Knight比较了主观福利贫困、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三种衡量贫困的指标（KingdonandKnight,2006）。相比而言，贫困对于主观福利的影响则有更加丰富的文献 讨论。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主观福利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绝对收入的提高不一定带来主观福利的提高，一系列研究发现收入增加虽然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但对于情感上的幸福程度影响有限(Diener,1993;DienerandDiener,2002)。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关于贫困状况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学界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一方面的原因是所采用的衡量贫困的指标不同，选用收入贫困、支出贫困还是能力贫困对于结论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主观福利衡量的方法也值得商榷，生活满意度、幸福度是否足以代表主观福利，采用不同的主观福利指标是否导致不同的结果，也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此外，全面考察多维贫困对于主观福利影响程度的研究仍非常有限。一些文章单独提到多维贫困中某一个或几个维度与主观福利间的关系，如健康和教育水平两个维度对幸福程度的影响得到了较多关注，但其他几个维度如住房、卫生、能源贫困等与主观福利的关系鲜有考察。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老年人成为许多研究关注的重点。Chi和Chou调查了一千名60岁及以上的香港老年人，发现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和社会支撑，尤其是来自家庭的支持有显著相关性，相比于精神支持，物质支持等“实际”的支撑手段对减轻抑郁程度更为有效（ChiandChou.，2001）。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启动后，更多学者